（文/李沛 编辑/徐喆）怀着以“外卷”打破“内卷”的憧憬，出海，早已成为中国锂电产业战略共识。
而在出海目的地上，作为全球第二大新能源汽车市场、第三大新型储能市场且对华政治经济关系稳健的欧洲，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选项。2022年末宁德时代德国图林根工厂投产后，助力其海外市场出货量迅速拉平乃至超越LG新能源，历史性改变了欧洲锂电供应链版图，亦佐证了锂电产能出海的重大效益。
目前，中国锂电企业赴欧投资已经形成强劲势能，呈现出规模巨大、环节齐全、节奏加速的特点，从设备材料企业到电芯、电池包制造均有代表性案例，如全球最大锂电设备商先导智能本月发布公告，拟发行GDR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将用于欧洲技术能力中心扩建和研发升级等项目，至于中游主材领域，赴欧投资更是几乎成为龙头企业“标配”，华友钴业、璞泰来、杉杉股份等项目总投资更是高达10亿欧元以上。
而在最为公众熟知的锂电电芯制造环节，根据观察者网公司频道统计梳理，截止2023年末，仅国内该环节企业公开的欧洲地区(含北非、土耳其)产能规划就已超过了600GWh，如果全部规划产能均得到落实，足以支撑千万辆级的纯电动汽车年产销量，占欧洲地区全部已公开产能规划约三分之一，按照目前单GWh产线投资强度推算，总体所需投资额将在至少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中国锂电产业赴欧投资强度值高由此可见一斑。
如此量级的产能规划，体现出中国锂电企业对欧洲市场的热切期待，的确，目前欧洲市场锂电产品售价高、竞争烈度相对较低、下游大客户总部云集，使欧洲市场俨然好似流淌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企业普遍对投资前景抱有乐观预期。甚至针对当下备受关注的欧盟对华新能源汽车反补贴调查，也有知名锂电企业负责人认为：“如果反补贴真的成立了，也真的实施了，可能会有很多中国汽车企业要去欧洲本地建厂，同时本地化采购的比例要超过60%才能规避反补贴（带来的）这个关税，这是我们要密切关注的，配合我们的各个客户去考虑在欧洲本地化的计划”，言下之意对锂电企业就地提供配套将带来更大需求。
不过美好期待与现实成果之间，恐怕还需要历经重重磨合，有中国锂电企业就曾总结过在欧洲做生意与国内的文化、环境、模式差异，如国内项目落地往往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全过程大力协同，在土地审批、项目建设上满足企业极高的时效要求，而欧洲项目审批认可过程复杂，除了地方政府，工会、环保组织也有极大发言权，苛细的法规也使项目实施必须逐序通过认证，难以并行推进压缩工期与成本。
孚能科技日前发布的公告，为这一挑战提供了生动注脚。
根据该公司业绩预告，其土耳其合资锂电项目—丝绸之路储能产业有限公司（英文简称“Siro”）出现大额亏损，2023年度确认的投资损失41,208.48万元。
对于亏损原因，公司方面在投资者交流活动中进行了进一步解释，称第一是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土耳其基地当时定点设备、原材料等供应商都是以欧洲公司为主，成本高于国内供应商。第二，欧洲供应商从样件到量产的时间周期长于国内供应商，产能爬坡时间比较迟，综合导致了2023年亏损。
当然，进入新市场的磨合成本往往在所难免，也通常能够倒逼企业自身进行针对性的适应与调整，如孚能科技方面表示，其土耳其项目会多管齐下进行改善，全面切入国内供应商，成本会有大幅降低，还将与土耳其客户进行沟通谈价，上调销售价格，目前已经取得一些成效，同时，该公司已指派国内团队到土耳其基地进行指导，从生产、爬坡等各方面提供支持。这些经验教训，也为其他同类型企业提供了参考，目前锂电企业出海普遍首选招采国内设备供应商，以最大限度压缩经济与时间成本。
不过中企赴欧投资，在固有的商业习惯差异之外，却也不能忽视潜在的非商业风险。
短期内，欧洲监管机构对于中国锂电企业投资显然有乐观其成的心态，在缺少欧洲自己的成熟锂电企业情况下，中国龙头企业在上下游布局显然有望加速本土供应链培育，填补潜在的供需缺口。不过即便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各国政府也更愿意把“真金白银”的支持分配给本土企业。
根据欧洲研究机构所作的梳理，该地区国家为锂电项目提供的财政补贴绝大部分流向了本土厂商，补贴金额甚至可达到项目总投资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日前瑞典厂商Northvolt就获得了德国9.02亿欧元的国家援助，其投资总额为25亿欧元。
欧盟官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 (Margrethe Vestager) 对此解释称，在欧洲投资、在欧洲创造就业，在欧洲研发，是获得这一援助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欧洲完全缺乏对电池的投资，这是市场失灵。（这一决定）为电池行业的强劲发展铺平了道路”。
维斯塔格的表态显示出，其对中国锂电企业为欧洲地区创造的投资、就业和技术知识外溢效应似乎十分隔阂，在其眼中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Northvolt项目当下却还处在PPT阶段，即便按照Northvolt自己的估计，也将在2026年方能建成投产，达到设计产能的时点更是遥远的2029年。
不过从长期看，虽然欧洲本土企业的规模与实力还相当孱弱，但随着欧洲财政资源“阳光”不成比例地洒向本土企业，其供应能力可以预计仍将逐步成长起来，而届时有着低成本优势的中资企业，恐怕在欧洲政策制定者眼中，也将从“可以利用”的资源，转入不受欢迎的“资源争抢者”行列，这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将是向中国企业泼洒而来的更多“风雨”。
事实上，去年末以来，欧洲政坛已经出现了这样风起青萍的动向。
国内较为熟悉的《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正是去年出台的欧盟“绿色壁垒”新工具，根据该法案规定，锂电池碳足迹声明强制要求首先将于2025年2月应用于动力电池市场，随后欧盟委员会将基于该法案的授权，在2026年8月前出台对动力电池的全生命周期最大碳足迹门槛要求（determining the maximum life cycle carbon footprint threshold），这个完全由欧盟自主设定的硬性门槛，或将对数年后的锂电贸易产生明显冲击。
除此之外，来自荷兰的欧洲议会少壮议员汤姆·贝伦德森 (Tom Berendsen)也在去年9月就提出了杀气腾腾的公开质询，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宣称到2027年中国的电池产量将是其需求量的四倍，而到2030年欧洲500GWh的供需缺口将会被中国1100GWh的产能过剩所抵消，此公继而质问欧盟委员会是否意识到中国潜在的产能过剩，以及将采取哪些具体行动来防止中国电池在欧洲市场上倾销？
今年1月，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代表欧盟委员会书面作答，明确表示“欧盟委员会意识到电池市场存在中期产能过剩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它与欧盟工业界合作不断监测中国的市场发展和政策行动。如果欧盟委员会收到证据表明产品是在不公平和有害的条件下进口的，那么它仍准备根据欧盟贸易防御立法启动贸易防御调查。该委员会与欧盟行业保持密切联系。”
从这一表态中不难品味出，欧盟方面已经为今后潜在的锂电贸易调控进行了铺垫。
面对这样的图景，中国锂电企业又该如何趋利避害？
短期来看，项目落地实施的效率将是企业之间重要的竞争维度，能够更早落地投产，意味着争取下游客户项目定点也将取得先发优势，即便未来出现政策不确定性，至少已经把该赚到的利润落袋为安。
而着眼长远，“外卷”与“内卷”恐怕皆非治本之策，也终究难逃同质化产品价格血战的覆辙，去年欧洲户储市场从“盛夏”一夜之间进入“寒冬”，已经让不少锂电企业有所感受，时至今日，欧洲储能市场的库存消化仍在未定之天。有鉴于此，在绝大部分欧洲项目尚未正式启动的情况下，产能规划的精简、项目架构的设计、公司资源的分配，都值得锂电企业，尤其是其中尚未取得多少长期供货协议的企业重新审慎思量。
无论如何，在取得宝贵的发展成就后，作为中国新兴制造业的代表，锂电产业也理应扛起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的使命担当，一哄而上而又一哄而散的传统制造业痼疾，不应该被容许再次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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