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7日,副总统人选可能会帮助哈里斯重新投资外交,放弃美国对军事干预的条件反射。

美媒:哈里斯和瓦尔兹这对组合会如何重塑美国外交政策

美国总统乔-拜登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过渡性人物。也就是说,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水银泻地般的任期结束后,在新一代民主党人为未来做好准备的同时,能够拨乱反正的人。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拜登常常给人一种脚踏两只船的感觉。他的世界观是由冷战塑造的,并沉浸在美国不可或缺的传统观念中。然而,他的外交政策遗产还将包括结束美国历时最长的战争和开展创造性外交,包括上周促成俄罗斯释放美国囚犯的外交。

现在,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已成为总统候选人,她必须确定自己的世界观。选择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瓦尔兹为她的竞选搭档可能会有所帮助。作为一名中西部地区的领导人,沃尔茨了解中心地带选民的偏好,他在陆军国民警卫队的工作年限比在职业政坛的工作年限要长,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沃尔茨对华盛顿不断灌输的陈旧外交政策理念感兴趣。

拜登的外交政策口号"美国回来了"是一把双刃剑。对一些选民来说,它预示着特朗普上台前正常状态的回归。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恢复现状,这在政治上既不受欢迎,在战略上也不明智。哈里斯在上个月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提出了更具前瞻性的愿景。她发出的"我们不走回头路"的号召表面上是针对特朗普时代的政策,但是,同样适用于美国国家安全领导层的僵化思维。

如果民调显示出任何迹象,那么许多为哈里斯欢呼的人都不愿意回到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美国的例外论为命运多舛的政权更迭战争辩护,美国将自己视为民主的唯一武器库和"不可或缺"的捍卫者,批评以色列无异于异端邪说,改造美欧关系会招致抛弃盟友的指责。哈里斯可能会制定更加务实和进步的外交政策,奉行"不为过去所累,追求未来"的战略。哈里斯经常重复的这句话已成为她的口头禅。当应用到外交政策中时,它可以为一种务实的、前瞻性的现实主义提供依据,而这种现实主义在华盛顿太少见了。

这种观点与日益增长的专家共识不谋而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美国目前的世界观"难以适应当今和未来的挑战"。该研究还指出,分析人士普遍要求"进行重大战略调整"。这种调整可以从"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转变为更加明智地战略性使用美国的力量。

在转变对以色列的态度方面,哈里斯和瓦尔兹比共和党人更有优势。美国人对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支持随着年轻一代的增加而减少,而对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的关注却在增加。这种情况并不局限于大学生积极分子;民意调查显示,即使是60岁的人和40岁的人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态度差异。在不同的人口统计中,无论种族或年龄,加沙停火都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尽管如此,在美国,特别是在较为温和的选民中,亲以色列的情绪仍然十分强烈,这就要求哈里斯在争取更广泛的支持基础时,必须小心谨慎。这不是一项小任务:哈里斯必须在抨击加沙人道主义危机的同时巩固美以伙伴关系。

毫无疑问,副总统已经看到了民意调查的结果:阿拉伯裔美国选民在2020年给拜登的选票几乎是特朗普的两倍,在拜登7月退出大选之前,他们准备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支持特朗普多于拜登。一些活动人士甚至给他贴上了"种族灭绝乔"的标签,坚称他允许以色列对加沙平民狂轰滥炸。这些选民主要集中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等关键的战场州--在民主党初选中,该州有超过10万选民投给了"未承诺者"。

事实上,有关以色列和加沙战争的紧张局势可能最终促使哈里斯决定选择沃尔兹,而不是另一位副总统入围者: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希-夏皮罗。最近几周,活动家们对夏皮罗的亲以色列立场大肆抨击。一些人认为他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因为他是犹太人。

代际更替的诱惑并非民主党候选人所独有。共和党副总统提名人、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也提出了类似的突破,阐述了处理美欧关系的新方法。他一直批评德国等美国盟友,质问美国为何要补贴"愚蠢的德国能源政策和软弱的国防政策"。他还支持富裕的欧洲盟国带头支持乌克兰,并为欧洲大陆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

无论万斯的建议表达得多么挑衅,它都迎合了许多温和派选民的适度国际野心。民主党战略家在批评拜登对乌克兰防务所作的无期限、耗资巨大的承诺时,应注意不要条件反射地指责万斯在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效劳。我们中的一位领导了一项调查,该调查最近显示,美国人赞成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可能性是不赞成的两倍多,而且他们优先考虑缓和局势,而不是完全恢复乌克兰的领土。

这种情绪反映了美国人对战争的厌倦,他们仍在疗养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代价高昂的战争创伤。拜登曾发表豪言壮语,将对乌克兰的无限制援助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存亡,这令他的一些国家安全参谋感到沮丧,但这更容易引起独立选民的怀疑,而非热情。因此,哈里斯至少在一开始就摒弃了这些言论,这是一件好事。

沃尔兹可能会帮助哈里斯重新投资外交,放弃美国拯救世界的军事干涉主义。他在2006年以反对伊拉克战争为由竞选国会议员,后来领导了一个民主党团体,敦促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放弃与叙利亚的战争,并且是一项战争权力决议的早期共同提案人,该决议试图结束美国在沙特阿拉伯也门战争中的出兵行动。他还是伊朗协议的积极支持者,并认为开放古巴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对双方都有利。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扮演着北约支柱和欧洲安全保障者的角色。虽然这一结构成功地遏制了俄罗斯对成员国的侵略,但也助长了欧洲的依赖性,阻碍了欧洲大陆一体化国防工业基地的发展。当今的地缘政治现实就是中国的强大和欧洲的削弱,这就要求美国重新调整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和资源。

共和党候选人更成功地阐明了欧洲加强自力更生的必要性。如果哈里斯和瓦尔兹重申欧洲盟友的重要性,同时赞扬欧洲在安全方面取得的进步,并主张建立更加平衡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那么他们将成为共和党竞争对手中更负责任的选择。这对搭档既能承认公众对现状的怀疑态度,又不会在战略上犯傻。

当他们试图打破外交政策的正统观念时,两张选票都必须抵制党内顽固、过时的信条。特朗普和万斯必须调和共和党在中国问题上的鹰派立场和年轻选民的非鹰派观点。哈里斯则要承担拜登政府遗留下来的重担,包括可能疏远民主党下一代选民的不受欢迎的政策。但是,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坚持连续性既有政治风险,也有地缘政治上的失误。

谁能为美国权力的目的和优先事项提出新的愿景,不是停留在过去的世界,而是展现在未来的世界?谁能做到这一点,谁就更有可能赢得实现这一愿景的机会。

参见《外交政策》8月7日Mark Han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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