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被问到任职中国三年什么事情让他夜不能寐时表示，他最担忧美中两军发生意外冲突，因而希望美中两军高层在发生事故时能即时沟通。他希望美中未来十几年虽然进行激烈竞争，但终局是保持和平关系。
中评社报道，伯恩斯4日与《外交政策》总编阿格拉瓦尔（Ravi Agrawal）进行48分钟的线上对话，谈美国对华政策演变以及他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体会。
对话从最近的中美高层战略沟通开始。伯恩斯表示，沙利文的北京之行非常有成效，非常有建设性。通过这个从2021年以来所拥有的渠道，沙利文与其中方同行进行过9次会谈。“我们现在与中国领导层建立起了联系。这在有些人听起来可能觉得很平常，但其实相当不寻常，且非常重要。”伯恩斯表示。
伯恩斯指出，2023年2月之后，两国关系真的跌到了谷底。双方没有可靠的内阁级沟通渠道。双方试图创建它们，已经取得成功。这并不意味着已经解决了两国竞争中的大量分歧，但确实意味着双方在外交上建立联系，可以讨论问题，避免冲突，同时捍卫国家利益。这是美中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伯恩斯表示，这是一场结构性竞争，在军事、经济、技术等领域，两国未来十年仍将保持结构性的激烈竞争。“我们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处理关系，即我们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我们避免冲突。”双方在南海、台湾等问题上有巨大分歧，就这些问题进行直接对话非常重要。
在台湾问题上，伯恩斯宣称，美国有“非凡的一致性”。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已经确保在这几十年里对中方所说的话始终如一。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因为尽管有些的煽动性言行，但台湾海峡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一直保持和平。“我们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在起作用，我们绝对坚持这一政策”。
对于华盛顿对华共识发生的戏剧性转向和美国政府巨大政策的转变，伯恩斯归因于“中国变了”。他称，现在的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他刚从事外交工作时很不同。美国政府对这种变化做出反应。“我们有一个更具竞争性的框架···这是我们政策的基础。”
伯恩斯说，在许多方面，竞争是美中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的关系复杂，信任度也少于上世纪老布什和克林顿时代。挑战在于，能否在竞争的同时避免那种对世界的灾难性冲突？这是拜登政府感受到的重大责任。同时，美方也在寻求接触与合作的领域，包括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全球公共健康等。
主持人问：美方是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下赌注以为中国会走向某个方向，发现错了以后，现在的钟摆朝相反方向摆过头，对中国过于强硬？
伯恩斯不这么认为。他声称现实是中国变得更强势，现在是中国是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必须联合盟友对中国的挑战做出反应。与此同时，必须利用外交作为主要工具，与中方接触，讨论关切议题。在两国政府面临竞争的困难时，保持两国人民的往来和人文交流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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