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鲍韶山（Warwick Powell） 翻译/陈佳芮】
近日，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在参加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访谈节目时，再次猛烈抨击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结成所谓“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在他看来，AUKUS实际上就是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军事控制，很可能使澳大利亚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
基廷的担忧并无道理。
美国力图重夺在亚洲的霸主地位，这一追求与东盟作为地区和平与繁荣的中心组织原则相冲突。一个强大且关键的东盟与美国在亚洲的霸主地位互不相容，反之亦然。为此，美国正通过一系列小型多边协议网络，调动其次级帝国主义盟友、附庸国及前殖民地国家，挑战东盟的多极化格局。
本月初，2024年澳大利亚－美国部长级磋商会议（AUSMIN）在美国举行，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与澳大利亚官员举行会晤。会议旨在确认并协调澳大利亚的次级帝国主义利益与美国霸权的抱负。澳大利亚的次级帝国主义本能促使其承诺支持美国主导的地区战略要务及相应的行动倡议。2024年8月7日发布的联合声明证实了美澳两国在军事领域立场一致——军事特权由美国的战略需求决定，而澳大利亚则继续扮演次级帝国主义的角色。
8月6日2024美澳部长级磋商会议在美国举行路透截图
然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认识到美国的霸权已成过去。实际上，澳大利亚的官方立场认可东盟的核心地位。但在实际行动上，它对美国主导的地区军事化承诺，已经对东盟核心地位构成威胁。
简而言之，澳大利亚政府一方面既承认并支持多极化的地区秩序成为今天的现实，另一方面却无条件支持美国的亚洲军事战略。正如澳大利亚著名学者休·怀特（Hugh White）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两种立场是不相容的。
这些矛盾表明，澳大利亚与亚洲地区民族国家的关系尚未解决。这最终对澳大利亚的长期安全和繁荣意味着什么，基廷也曾经提出这个问题，大意是，澳大利亚是维护亚洲的安全，还是从亚洲以外获取安全保障？
焦虑的国家与被遗弃的恐惧
现代澳大利亚是一个白人殖民定居者国家，其与亚洲的关系带有深深的历史、文化和种族的烙印。著名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在研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态度时，将其描述为一个“焦虑的国家”。
19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金矿区的暴力事件中，中国工人遭到盎格鲁-欧洲人（Anglo-Europeans）的袭击和骚扰，还被污蔑为病毒携带者和经济威胁。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颁布了一系列推崇白澳的法律。“白澳政策”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诞生时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澳大利亚的种族文化胎记，而这一切，还远未触及白人殖民者对待澳洲大陆原住民的方式。
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白澳政策”才正式结束。然而，正如我之前讨论的那样，这一政策是否真正远离仍值得商榷。
在整个殖民及后殖民时期，澳大利亚一直在大西洋彼岸强国的庇护下寻求安稳与保障。这一选择最初是英国殖民主义的延续，而后则是二战后局势的必然结果。几十年来，美国的军事优势为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和精英阶层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如果沃克“焦虑的国家”是澳大利亚与世界关系的一个端点，那么艾伦·金格尔（Allan Gyngell）所称的“被遗弃的恐惧”则是另一个端点。
在其同名著作中，金格尔追溯了1942年以来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他描绘的澳大利亚外交姿态表现出对被大国遗忘的恐惧。金格尔认为，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旨在保护一个人口稀少、地域辽阔且偏远的大陆。当然，只有当外交政策机构从跨大西洋保护者的角度来定义邻近性时，这种偏远感才有意义。澳大利亚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邻近，加深了沃克所述的焦虑，同时由于远离强大盟友，其焦虑感进一步加剧。
在焦虑和恐惧的笼罩下，亚洲是澳大利亚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根源。因而，澳大利亚必然在亚洲寻求安全，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初，澳大利亚或多或少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在这期间，若干事件的发生曾试图重塑澳大利亚的安全观，使其承认地理因素的不可改变性，并顺应亚洲经济崛起的现实。
讽刺的是，随着亚洲的经济增长，以及澳大利亚与亚洲的经济往来增多，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逐渐被日益加深的焦虑所笼罩。
亚洲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动摇了澳大利亚一直以来所依赖的全球秩序。这一秩序本可以让澳大利亚在安全动荡时，得到美国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庇护。
随着亚洲的强大，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精英阶层就愈发不安。因为澳大利亚与亚洲经济融合日益加深，澳大利亚对这一融合的依赖就会不断增强，与此同时，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就逐渐减弱。
“美国在军事上已无力支撑其全球野心”
苏联解体后美国单极格局随之建立，在这30年中，鲜有人质疑美国的军事霸权。从1991年到2019年，美国以各种名义扩大了其全球军事干预。在此期间，美国平均每年发动3.7次军事干预，相比之下，1946年至1990年间，这一数字为2.4。
美国的安全原则就是将世界各地区视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安全即全球安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800个军事基地，可以在任何它认为适当的地方和时间采取军事干预。其军事与国防预算也可以保证美国能同时进行两场战争。
不过，美国在全球各地的军事优势正面临冲击。俄乌冲突及西亚冲突的加剧带来了日益增长的军事产业需求，现在美国生产能力和供应链能力的局限已经暴露无遗。对于外界质疑美国“三线作战”的能力，美国总统拜登曾回应，“我们可是美利坚合众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可见其傲慢。
现实情况是，在面对势均力敌的国家间冲突的实际需求时，军工复合体的维修和更换能力不足。
路透社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由于多年的误判和忽视，西方国家集团制造155毫米口径炮弹的能力已经严重衰退。面对乌克兰的消耗战，库存已被大量消耗。现有制造体系中普遍存在生产缺陷，这导致无法迅速提高产量以满足势均力敌的国家冲突需求。即使努力增加产量，整个北约的产能扩张也无法与俄罗斯的产量和增长相提并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调查显示，在炮弹生产方面，俄罗斯的产量是北约的三倍之多。
2024年2月，五角大楼收到了数据分析公司戈维尼（Govini）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评估了美国国防承包商的供应链风险。这份名为《数量至关重要：国防采购、美国的生产能力及对中国的威慑》的报告得出结论：
“美国国内的生产能力已大为萎缩，今非昔比。美国50个州中没有一个能够生产国防工业多个关键产业类别。哪怕一支敌军精心策划25次攻击，使用任何一种手段，就能使美国先进武器的大部分制造设施瘫痪。按照美国政府的当前做法，没有足够的工业生产能力支持遭受火力攻击的盟友，并阻止太平洋战争。”
美国国防工业供应链高度依赖国际供应。考虑到相关供应链网络的复杂性，该领域对非美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难以全面梳理，但戈维尼的报告指出，美国国防部门从超过一万家中国企业进口各种零部件和材料。
2024年7月底，美国国防战略国会委员会（NDS）发布报告。报告断定，美国在军事上已无力支撑其全球野心。该报告指出，“公开的兵棋推演显示，美国若与中国爆发冲突，美国将在短短三到四周内耗尽大部分弹药储备，而诸如反舰导弹等重要弹药仅能维持数日。一旦耗尽，生产下一批军火将耗时数年。”报告进一步得出结论，美国国防工业能力不足以支撑其战略雄心，这在过去几年已经逐渐显现。乌克兰的持久战已经引发各界对西方军事能力的严重质疑。
澳大利亚和美国达成购买核潜艇计划
委员会同样意识到，美国的军事生产无法自给自足。因此，为确保军事实力与未来雄心匹配，美国必须调动其全球盟友网络的资源。在此背景下，亚太地区日益增多的小型多边机制正是这种战略转向的证明。美国的能力短板正通过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等盟友的资源得到加强。
就澳大利亚而言，奥库斯协议（AUKUS）尤为引人注目。美国核动力、及配备核武器能力潜艇的采购行动，实质上就是奥库斯协议的体现。澳大利亚撕毁从法国购买常规潜艇的协议，转向购买美国核潜艇，这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美国对自身资源和能力局限的担忧。
美国国会议员对美国是否能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表示怀疑。他们的担忧在于，美国潜艇产业目前甚至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更别提为他人服务了。2024年8月5日，美国国会研究局的一份报告指出，当前潜艇年产量介于1.2至1.4艘之间，而美国年度采购需求量为2艘。这种情况导致“已采购但尚未建成的船只任务积压日益严重”。
澳大利亚国内的争论
美国国会的评估强化了澳大利亚批评人士对奥库斯潜艇协议实际可行性的疑虑。近日，针对这些疑虑，澳大利亚潜艇局（ASA）负责人、海军中将乔纳森·米德（Jonathan Mead）恳请公众保持耐心，他承认该项目进展将缓慢，可能遭遇挫折且成本高昂。但这些表态并未能有效缓解人们的担忧。
除了交付方面的疑虑，批评者还对核潜艇的战略意义提出了疑问。防务分析师萨姆·罗格文（Sam Roggeveen）在其著作《针鼹战略》一书中表示，奥库斯协议使澳大利亚面临相当大的战略风险，特别是与美国在亚洲保持“耐力”的相关风险。他认为，聚焦于近海防御的战略更能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
罗格文总结道：“奥库斯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但这一特点与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军事强国的传统格格不入，与我们的国际地位不协调。最重要的是，这将浪费公共资金，使澳大利亚的安全状况更加脆弱。”
对奥库斯及其核潜艇协议的批评并非个例，比如澳大利亚学者休·怀特等人也曾公开表达过类似观点。就在2024年8月3日，他还警告新西兰不要加入奥库斯。可以说，只有在“前瞻性防御”背景下，即有必要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保持军事存在时，奥库斯才具有实际意义。对于旨在遏制中国的美国而言，这一点或许合乎逻辑。但从保卫澳大利亚自身安全的角度看，则显得意义不大。实际上，奥库斯协议的批评者对主权问题表示担忧，认为该协议可能导致澳大利亚在外交和国防政策上更加依赖美国。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员詹姆斯·卡维利（James Caverley）表示，采购决策正在推动一项宏大的战略。他还指出“澳大利亚及未来想加入奥库斯联盟的其他国家，将为此付出相应自主权上的代价”。其他学者如劳埃德·考克斯（Lloyd Cox）及其合著者则主张，“奥库斯是澳大利亚战略文化的最新体现，其基础是对被抛弃的恐惧，以及坚信澳大利亚的核心安全利益只能通过美国的支持来保证”。
相对军事力量的下降正加剧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焦虑，澳大利亚期望强化次级帝国主义的忠诚，以降低被抛弃的风险。然而，这一战略逻辑本身就存在疑问，且在实际操作中已被削弱。
矛盾的澳大利亚无法适应变化的世界
在此背景下，美澳部长级磋商会议第34次会议在美国召开。澳大利亚的次级帝国主义本能将继续驱使其投身于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秩序，而这正是美国试图重振的旧秩序。这一点在联合声明中显露无遗。
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需求具体定义了奥库斯协议的主要目标和深层次逻辑，更广泛地说，也界定了美澳同盟的根本宗旨。随着最新安排细节的出现，这一点变得更加清晰。虽然澳大利亚承诺继续为核潜艇提供资金，但不能保证美国或英国必须兑现这些承诺。事实上，这两个跨大西洋大国都可以退出该协议，但仍要求澳大利亚拥有美国的核动力和可能的核武器。
然而，这些举措不符合亚洲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愿望。对东南亚国家来说，东盟的核心地位是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
此次联合声明提及对东盟核心地位的共同承诺。但是美澳联盟结构的强化、不断扩大的小型多边关系网以及美国及其盟友推进的军事扩张，都旨在绕过东盟，或削弱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应发挥的核心作用。这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不可调和的矛盾。
世界已今非昔比，澳大利亚再也不能仅凭其次级帝国本能立足。美国也不再是某一地区内无可置疑的军事霸主，更不用说全球层面。美国经济也已失去昔日的主导地位。然而，随着美国寻求重夺亚洲霸权，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只能越来越受制于美国的需要。在此背景下，澳大利亚的繁荣与安全将面临重大风险。
经济增长的重心已明显转向全球南方经济体。长期以来受殖民统治压迫与剥削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积聚动力。其中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亚洲，尤其是东南亚。这种势头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与中国经济融合的进一步深化，无论是通过贸易还是基础设施的发展。
随着世界格局不断变化，澳大利亚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核心矛盾愈发明显。中国的崛起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引发了旷日持久且不断发展的失位焦虑。中国的崛起还暴露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立场中明显的矛盾：尽管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持续减弱，澳大利亚仍坚持依附于此。
澳大利亚已经将本国的主权和安全置于风险之中。
加倍投入美国军事同盟，追求“从亚洲以外获取安全保障”，澳大利亚所面临的风险在于，在当前最需要亚洲安全之际，却拒绝维护亚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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