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堀田江理，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在西方，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视作帝国主义的衰落阶段，因此人们很容易忘记在那数十年间，还有一个国家的帝国主义曾快速扩张。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自我强加的孤立后，军国主义日本当时正坚定地致力于成为一个全球大国。它在1895年侵占了中国台湾，在1910年殖民朝鲜，并最终统治了东南亚的绝大部分地区。由于完全没有准备好管理如此庞大的海外殖民地，日本在当地种下了混乱与破坏的种子。它的殖民地充斥着强迫劳动、性奴役、酷刑和生物实验。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日本关于后殖民时代的自我清算与反思——正如今天在西方大学校园里普遍看到的那种反思呢？
这并不完全是因为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比如，2019年春天，日本宣布推出印有该国近代先驱实业家涩泽荣一肖像的新款一万日元纸币，却遭到了来自韩国的强烈抗议——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当局曾短暂地推行过印有涩泽荣一头像的纸币。日本国内对韩国的抗议做出了应有的报道，但几乎没有引发任何公共讨论。这款纸币将按原计划于2024年发行。
这样的回应与更加广为人知的“慰安妇”问题相呼应。日本公然拒绝全面、真诚地反省这些历史罪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包括在首尔和马尼拉日本大使馆外举行的抗议活动。
韩国首尔民众在街头抗议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的立场
要理解日本为什么对其帝国主义侵略史如此避讳，有必要首先了解那个帝国是如何形成的。毕竟，在19世纪中叶，当工业化的西方列强将觊觎的目光投向亚洲各国时，日本只是勉强地逃过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到20世纪，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参与大国政治游戏的非西方国家，日本试图扮演反（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殖民主义者形象，自视为“命中注定”要将其他亚洲国家从西方帝国主义者手中“解放”出来，并带领他们走上“进步之路”。
日本宣称的目标是创造一个“亚洲人的亚洲”，并以此为幌子发动对外侵略。这种主张认为，要将中国从西方势力支持的蒋介石政权手中“拯救”出来，帮助马来亚和缅甸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东印度摆脱荷兰的统治，印度支那半岛要摆脱法国统治，菲律宾要摆脱美国统治，等等。这种主张宣称，日本的帝国主义并不是“自私的”，而是为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
种族是日本所谓“泛亚主义”的核心元素。1918年底，日后成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近卫文麿撰文敦促日本“拒绝接受英美在巴黎和会期间提出的和平方案”。他在参会后不久写道：“事实是，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种，普遍憎恨有色人种。这在美国对待黑人的方式中如此显而易见。”当日本代表团试图在国联章程中加入支持种族平等的条款却失败时，他的这份怀疑显然得到了验证。
在全球经济经历大萧条之后，主要大国变得更加向内看——设置了更多贸易保护壁垒，并在某些情况下，通过了排斥亚洲移民的法律——日本的主流话语开始强调经济安全。该国宣称，其对外扩张计划的每一个步骤都隶属于一个宏大战略——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底，日本宣布与西方国家开战的官方理由是为实现亚洲的“稳定”。
正如日本人被教导要相信天皇的神性，他们也被灌输这样的理念：日本对亚洲负有“神圣的使命”——尤其是对东南亚的西方殖民地。那里的一部分人认为，对欧洲殖民者的不满能够为日本接管那些地区提供合法性。但对其他人来说，这起到了相反的效果：196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将日本自1942年以来的军事占领视作一次“觉醒时刻”。日本的军事占领让李光耀那一代年轻人下定决心：“任何人——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都无权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
直到今天，将掠夺成性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赶出日本“后院”这种看法，在日本国内依然有着深厚的道德合法性土壤。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知名漫画家小林善纪最火爆的作品之一就是作者自诩的一本“哲学漫画”，当中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无耻的美化与洗白。那本漫画宣称，日本帝国军队“勇敢地与白人帝国主义者作战，后者傲慢地将所有有色人种视为低等的灵长类动物”。近年来，日本的鹰派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政治上的成功，一部分应归功于他有效地运用此类新民族主义言论。安倍去世后，这样的言论依然在日本社会中大有市场。
无论今天的日本人愿意相信什么，事实是，日本殖民者在发表反西方殖民主义言论的同时，自身的行为却与他们反对的殖民统治者如出一辙。历史学家格兰特·古德曼（Grant Goodman）在1991年得出结论，日本人在对殖民地的残暴和剥削程度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人。现实当中，认为日本有关“亚洲属于亚洲人”的主张并不诚实，仅仅是他们为对外侵略扩张事后找的借口，其实是一种误解。这种主张的哲学基础的形成甚至要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兴起。
19世纪末，亚洲的知识分子往往用英语写作，试图反击西方殖民主义者将亚洲整体视作一个低劣的种族实体的观点。日本艺术史学家冈仓天心是孟加拉族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相识，他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泛亚主义”声音之一。冈仓断言，尽管亚洲在物质条件和军事实力上相对较弱，但它依然是一个卓越的文明。冈仓在《理想之书》（The Ideals of the East）的序言中写道：
“亚洲是一体的。喜马拉雅山将两个强大的文明分隔开，只是为了强调他们的独特性：中国有儒家式的共产主义，印度有吠陀式的个人主义。但即便是雪山之巅也一刻无法阻隔对终极和普适真理的广袤热爱。”
然而，日本追赶白人国家统治世界地位的方式，并不是通过精神层面的探索，而是通过陈旧的军事征服手段实现的。当日本赢得1905年的日俄战争后，它成为第一个在现代战争中击败白人的非白人国家。这毫不意外地激发了日本列岛之外，亚洲各地的反殖民主义情绪。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1939年写下了他童年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兴奋之情：“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热情……民族主义的想法充斥着我的脑海。我思考着印度以及亚洲如何从欧洲的束缚中获得自由。”
一系列反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始在日本寻求庇护，其中包括印度支那民族主义者潘佩珠与彊柢王子、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拉希·比哈里·鲍斯，以及最知名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之父——孙中山。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了日本“泛亚主义者”在道德和经济层面的支持。例如，电影制片大亨梅屋庄吉将自己的财富用于资助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运动；哲学家宫崎滔天也积极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合作，自愿为他们做宣传与提供武器，甚至亲自参加武装斗争。
与此同时，20世纪日本文学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小说家井伏鳟二曾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工作，为当地的报纸撰写社论。他强调了在那里传播日语的重要性。1942年2月，井伏用英文讽刺地写道：
“用日语取代英语作为马来亚的通用语言，只是对一个为亚洲事务挺身而出的国家的自然认可。这个国家依然在努力拯救亚洲人，让他们不再从英国压榨亚洲财富与文化的战略中继续受害。”
井伏坚信，学习日语可以提升亚洲其他国家的地位。在他以及许多人看来，亚洲不仅如冈仓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体的”；相反，“亚洲就是日本。”
尽管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战败，这样一种自恋的自我意象依然保留了下来。日本天皇从未就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与扩张承担罪责，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国内开展诚实讨论的前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没有废除天皇的地位，主要是担忧此举可能引发日本内部叛乱，进而破坏将日本打造成二战后对抗共产主义堡垒的努力。在战后的日本社会，对帝国体制挥之不去的尊崇也让曾经的对外殖民历史成为一个敏感乃至禁忌的话题。此外，在今天这个一代人都未曾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中，天皇也已经成为一种和平的象征。
麦克阿瑟1946年与日本裕仁天皇合照 图自：美国国防部档案
上述所有内容都一定程度解释了，到目前为止，西方关于后殖民时代的反思与清算没有在日本引发明显的回应。当吸收任何外部世界的社会与知识层面的运动时，日本总会出现一定的滞后性。例如，日本大学生花了好些年才开始接受西方社会对性少数群体权益的支持。然而，日本不愿反思其对外殖民历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英国，为殖民主义提供辩护的意识形态主张，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已经被彻底揭穿。而理论上来说，军国主义日本关于亚洲必须从西方手中获得“解放”的主张，在道德层面上也很难全盘反对。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日本曾经犯下暴行的借口。尽管今天大多数的日本人对于帝国主义历史的话题十分冷漠，这个话题依然会令日本国内的保守势力暴跳如雷。他们坚信有关“亚洲团结”的叙事，也就是军国主义日本曾经“勇敢地”面对西方的帝国主义霸凌者，而不是效仿他们。
这种叙事的支持者之一，是深受日本右翼青睐的印度法官拉达宾诺德·帕尔（Radha Binod Pal）。1946年，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又名东京审判）中担任法官，因主张所有日本被告（包括战时首相东条英机）应被无罪释放而显得与众不同。帕尔坚称，日本的战争罪行很难说是“史无前例”，只需看看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历史就能找到类似程度的暴行。他还认为，美国向日本投放原子弹也构成了战争罪，并指控二战战胜国的道德相对主义和种族偏见。由于这些言论，帕尔至今在日本被视作勇敢的民族主义者，他在西方的傲慢面前选择站在“亚洲盟友”的一边。
只要日本继续认为自己是为了亚洲的福祉而发动一场“无私的文明战争”，那么将日本视作反殖民主义的殖民主义者的主张就会延续下去。与此同时，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仍然被忽略：在通往实现“泛亚主义”梦想的过程中，日本还远远没有兑现其当初许下的宏大承诺。
（原文于10月31日发布在英国UnHerd网站评论板块，原标题：“日本对外殖民历史的虚伪。” The colonial hypocrisy of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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