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10月1日报道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9月23日发表题为《我们自己最大的敌人》的文章，作者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佩普。全文摘编如下：
在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暴力已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一个令人震惊的常态。事实上，今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可能不仅是美国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选举之一，也是最危险的一次。
人口结构显著变化
暴力事件的激增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些专家指出，部分原因是重要的民主机制不断被削弱。一些人认为，党派选区划分和两极分化带来的激进效应是一个原因。还有人强调社交媒体和民兵组织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许多分析人士还将暴力事件的激增归咎于特朗普。
这些因素的确助长了美国政治的争议问题。但所有这些评论都忽略了推动暴力新时代的主要结构性因素。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来源于一场围绕美国人身份问题的文化冲突——这对谁能成为美国公民有着深远的影响。
国民身份之争涉及多个层面，但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变化。早在1990年，76%的美国人是白人；到2023年，美国普查局的调查显示这一比例略高于58%；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降至54%；再过十年，这一比例将跌破50%。
这些变化导致保守派人士的愤怒情绪不断高涨，他们许多人认为，种族多样性加剧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生存威胁。这些选民拥护特朗普和他的民族主义运动。反过来，特朗普的排外政策和言论也引起了自由派人士的强烈反对，后者支持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或至少担心保守派获得成功会让美国人丧失来之不易的自由。
学者们早就明白，社会变革和人口结构变化是暴力的强力催化剂。和其他地方一样，美国国内涌现的暴力倾向从根本上说是民粹主义的产物。
暴力事件更加频繁
不幸的是，暴力民粹主义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愈演愈烈。纵观历史，有大量人口支持政治暴力的社会更容易发生动乱。我们没有办法阻止美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即使有办法，这样做也是错误的：正是这种多样性使美国变得更加强大。美国也许并不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正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但这个国家正在进入一个频频爆发致命冲突的时代。
当我们审视集体政治暴力事件时，暴力民粹主义的两党特性就会更加明显。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被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杀害后，逾150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执法。2021年1月6日，国会大厦遭到暴徒袭击。2023年底至2024年6月期间，一心想结束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抗议人士占领了校园。在短短九个月内，美国还发生了1000多起反犹太主义和仇视伊斯兰教的事件。
这些数字本身就令人感到震惊。但更让人担忧的是，暴力分子似乎拥有广泛的支持。
根据我的团队与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在2024年1月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超过15%的美国人认为“使用武力以确保国会议员和其他政府官员做正确的事情是合理的”。在我们6月份进行的调查中，10%的受访者认为“使用武力阻止特朗普成为总统是合理的”。在这些人当中，30%以上的人拥有枪支。
调查结果发现，在支持使用武力阻止或促成特朗普当选的人当中，80%以上的人居住在大都市区。39%的人至少受过某类大学教育。换句话说，他们在美国人口中具有广泛代表性，不能嘲笑他们是一群乡巴佬。
迎来严重动荡时期
当然，人们支持政治暴力是一回事，发动袭击又是另一回事。他们不需要亲自参与暴力活动，就能助长此类纷争。学者们早就发现，民众对政治暴力的支持会鼓励那些情绪不稳定的人——那些可能真正使用武力的人——凭自己的冲动行事。政治环境可能会促使这些人认为他们的袭击是为了实现某种更崇高的目标。
事实上，民众对暴力的支持是流血事件的最佳预测器之一。遗憾的是，未来几年内美国民众可能会对政治暴力变得更加宽容。
美国人必须为一个非同寻常的动荡时期做好准备。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国家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政治暗杀、政治骚乱以及其他集体、群体和个人暴力事件。此类攻击甚至可能破坏美国政治体系的某些要素，或至少导致制度变革。例如，政治暴力可能导致在未来的选举中计票和认证工作严重延误。（编译/杨雪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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