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表决通过，将从7月起开始施行。王毅主任特意在《人民日报》上发文，重点阐述这部法案的重要性。其中，有几个重点，值得我们仔细解读。
【港媒报道截图】
首先，对外关系法的施行，对于我国在外交方面的工作，以及后续对外战略的开展，提供了比较完善的法治保障，以及结构性的战略支持。也再次对外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那就是中国的外交风格，确实变了。
王毅主任提到，《对外关系法》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外交大政方针，也是这些年来，中国外交理念跟外交实践的系统集成。可以说，这部《对外关系法》，在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体系的同时，也给接下来的外交工作，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可以为活跃在各个战线的外交官，提供指导性的原则，帮助他们更好地在国际舞台，维护中国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
近些年来，西方就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中国的外交风格，跟以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卢沙野大使两年前就讲过，中国现在外交风格已经变了，你们西方要多多适应。但很明显，美欧国家对这种变化，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卢沙野大使接受法媒采访】
实际上，中国外交风格的变化，是时代变迁、国家崛起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不过，这种变化，是工作方法上的调整，但底层逻辑，仍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是，西方在外交战略上，一直以己度人，认为中国的崛起，跟他们一样，要靠掠夺、压榨小国，才能在国际上站稳脚跟。他们面向中国的舆论战，往往也是基于这个方面展开，客观来讲，也确实对我们的外交工作，造成了一定阻力。但随着双边国际话语权的此消彼长，西方的这些说法，以后买账的人只会越来越少。
而我们出台《对外关系法》，也是从法律层面，再次明确，中国的对外交往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国家之间一律平等，不分大小、强弱、贫富。这其实就是给中国周边的国家，吃下了一颗定心丸，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中国走的确实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也愿意跟这些国家，分享我们的发展成果。
【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的道路】
当然，《对外关系法》，也为中国发起反制，提供了充分的法理依据。毕竟国际外交局势复杂多变，随时会遇到不和谐的风浪。比如美国滥用制裁手段展开“长臂管辖”，还有西方制定所谓国际秩序时的双重标准，都需要我们去斗争。
此前美国屡次为了自身的利益，对相关国家实施单边制裁、次级制裁。这些限制手段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就是美国凭借自己强大的政治及军事影响力、经济实力和无孔不入的金融监测体系，实施“长臂管辖”的结果。中方一贯反对这种，无理打压外国实体或者个人的行径，采取依法反制的行为也是用实际行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美国惯用单边制裁打压他国】
而今年G7峰会上，西方集团提出了所谓的“国际秩序”，但往往率先破坏国际秩序的就是他们，这也是西方人根深蒂固的傲慢以及自我中心主义在作祟。他们掌握发展优势，输出规则与价值观，并把自己小团体定义的国际价值，包装成所谓的普世价值，强行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这些行径并不符合国际秩序，当越来越多的国家了解、参与到真正的多边主义时，西方这套也就逐渐行不通了。
除此之外，包括前面提到过的，西方国家利用舆论战，给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负面影响，损害到中国的对外合作，想要对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在国际关系中制造不稳定因素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中方要在必要时刻，采取合理的反制手段。《对外关系法》的实施，使得中方的反制裁有了法理保障，也让我们以后在面对这种情况，能更加得心应手。
【西方已经习惯了制定规则】
可以这么说，《对外关系法》的出台，从实际上表明，中国在外交方面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对于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我们会加大合作力度，做到互利共赢；但想要开展恶性竞争，通过《对外关系法》，我们也能制定充分的应对预案。
客观而言，过去的国际外交秩序，主要是由掌握了话语权的美欧国家联手构建。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外交方面有了更为积极进取的态度，再加上通过《对外关系法》进一步完善了外交工作，东西方之间截然不同的外交思维，也由此产生了摩擦碰撞，从而对旧秩序造成了冲击。这些都让一贯傲慢，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国家感到不习惯。但我们开展外交工作，不是为了看西方脸色行事，而是为了促进国家发展，更好地参与到全球治理工作里面，这也是西方要尽早认识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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