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总统作为行政机关的首脑拥有执行权。
3.为了协调原来的法人和新联邦法人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司法权，类似于今天公司的监事会，其职权主要是：协调联邦和州的关系，协调对外商业关系，协调州际商业关系，并且负责形成普通商法体系。
这种三权分立的所谓宪政模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制度（在威尼斯和荷兰出现过萌芽形态），因而美国学者詹姆斯·威尔逊就明讲美国不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它是从公司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一个半成品，一个未成熟的国家制度模式。
这个制度决定了它不在乎一般意义上的“人民”，“股东”的利益和意志才是国家政治中的决定性因素。这次疫情非常无情地暴露出了这一特征，疫情爆发后，美国对企业的救助效率和力度都强于对民众的救助，保股市、保企业远胜于保人命，CNBC主持人声称疫情最好早点传播到所有人，以免拖累经济，特朗普总统表示可以接受10-20万的死亡（同比例放在中国就要高达40-80万人，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人道灾难），面对记者提出的富人权贵可以优先获得检测的质问，总统的回答是“这就是生活”。
没错，这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公司-国家制度下的真实生活。不过，这个公司-国家对待自己的人民毕竟要比对待别国人民要仁慈得多。美国建国以来，除了冷战期间的一些例外，几乎一切对外行动都是基于国内资本利益和企业利润——
美国革命的思想先驱托马斯·潘恩曾说，“美国的利益将与自由贸易完全一致”，《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也在1784年说：“一个对人类来说价值弥珍的目标，即完全消除商业束缚”。1850年代的国务卿西华德说，“政治优势的获得在商业优势确立之后”。20世纪初的柯立芝总统声称“美国人的正经事就是做生意”（the main business of America is business）。
美国刚刚立宪不久，1801年杰斐逊总统就急于派出海军到北非打击海盗，甚至来不及征求国会的意见，当然国会也会给予充分的默许，虽然宪法规定战争权属于国会。原因是航海贸易商人“苦海盗久矣”。
1812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了争取贸易利益，美国不惜与英国开战，导致首都被英国人占领焚烧。当然，企业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所以美英一边开战，纽约等州的商人一边私下和英国人做着通敌贸易。
美国对印第安的灭绝屠杀、抢占墨西哥领土、争夺西海岸的英俄殖民地、打南北战争、修筑太平洋铁路、打通巴拿马运河、发动美西战争、吞并夏威夷、屠杀菲律宾数十万人口、参加八国联军侵华、直到参加一战二战，无一背后没有非常具体的企业、产业利益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