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外政策风险偏好上升的驱动因素，既有国内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外交层面的传导，也与其自认为有美国“壮胆撑腰”的认知有关，还与其国家安全团队的“高度自信”有关。比如，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在2020年中印边境对峙事件中给印度提供了“实质性支持”。再比如，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素以出“奇招”“险招”出名，外长苏杰生也表示“承担风险是外交的内在组成”，“并非所有风险都是急剧的，许多风险只需要自信地算计、坚定地常态化管理（就能控制），但其累积的效果是国际地位的实质性提高”。
但是，这种“精细的风险管控”在现实政治中有很大不确定性。近期俄乌局势的突变再次印证了过高的风险偏好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美国和北约的推波助澜，将乌克兰逼上“火中取栗”的险境。不管局势最终如何演变，乌克兰都是遭受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对于本就面临战略互信缺失的中印、印巴关系来说，印度近些年“高风险、高收益”的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
以中印边境对峙为例，印度在边境问题上的冒险政策使双边关系跌入低谷，对两国经贸、人文、全球治理等各领域合作都造成影响，其对双边关系的系统性影响难以准确估量，但印度又真正从中获取了何种实际利益呢？近年来，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反复强调的“风险意识”“底线思维”“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等理念，或许值得印度借鉴。
再次，要追求“最大安全”，摒弃“绝对安全”。印度对外政策一直强调“绝对安全”，这部分源于其在历史上屡受外部力量侵入的不安全感，部分源于英殖民者“科学边界”“缓冲地带”等思想的遗毒。因此，印度一直高度警惕域外力量在其周边的力量存在，特别是警惕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20世纪80年代末中印关系正常化以来，双边关系见证了长足发展，但印度战略界“防范中国”的战略迷思始终挥之不去。
但是，这种对“绝对安全”的追求，实际上是漠视其他国家的安全关切，更有将国家安全议题泛化以致冲击其他领域合作的风险。虽然苏杰生提出处理对华关系的“三个相互”，即相互尊重、相互照顾敏感关切、相互照顾利益，但印度在政策实践层面依然是追求“绝对安全”。比如，印度将边界问题与双边关系挂钩的做法，违背了“将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的政治共识；印度将国家安全议题泛化，在经贸领域推出对华歧视性的经济政策，也不利于两国民间互信的增进。
无论从俄乌局势还是中印关系的现实来看，片面追求“绝对安全”只会导致“绝对不安全”。对于印度这样拥有悠久文明和深厚战略文化根基的国家来说，应该清楚追求国家安全的限度和尺度，将“最大安全”而非“绝对安全”作为国家政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