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说明的是，长期处于这种应激状态，对中国社会而言恐怕并非好事，毕竟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这种应激状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大量无谓的撕裂和内耗，增加了全社会的运行成本，平白消耗了许多社会财富；它还使得境内外敌对势力可以以极低的成本轻易挑动整个中国的社会情绪。
无疑，我们需要消除或者至少是缓和这种应激反应。
中国社会在对日问题上的应激状态是一个宏观且高度驳杂的社会问题，见子打子地去分析和解剖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成因、经过、结果，并不会带来多大的实质性改善。在症状上徒耗精力，疮疤只会越抠越烂，越抠越流脓；治病就该直击本源，从根子上彻底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涉日问题上高度敏感？根本而言，是因为中日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上尚没有形成一个充分、彻底、完整、全面的解决方案。
中日之间有着巨量的重大历史问题未经充分讨论和彻底清算。这些历史问题往往以多种形式存在，长期阴魂不散，萦绕于现实社会生活和一般政治实践，反复发作，在诸多层面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下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事件。
或说得更直白一些，是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得还不够彻底，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得还不够彻底，“两个不彻底”长期发酵，终酿成今日之祸。
·直视几个基本事实
要讨论“两个不彻底”这一问题，必须基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二战结束前后的一些事情。
1945年7月中旬，中国居然丢掉了当时江西省的省会泰和县。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仅仅一个月，日本居然还能夺下中国的一个省会，成了轴心国集团在二战末期一个月唯一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而这次失败，是当时中国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在宏观层面不断失败、退却的一个小小缩影。这是第一个基本事实。
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暴露了重庆当局在抗战中的软弱绥靖和不作为，暴露了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真实的综合国力和战斗意志，这也导致中国在盟国体系内的地位一落千丈，进而导致了盟国在对战后世界体系建设、势力范围划分等问题进行讨论时对中国的蔑视，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密约》中对大量本属于中国的利益进行了慕尼黑阴谋式的瓜分和交易，中国由此失去了外蒙古，失去了对南满铁路、中长铁路等关键交通线的控制权，大连和旅顺被迫“租借”给苏联，成为唯一一个法理领土战后小于战前的“战胜国”。这是第二个基本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