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笔者看来，部分网民如借题发挥，将这些军事技术合作解释为乌克兰对中国的所谓“恩情”，从而脑补为中国在俄乌冲突中所持立场的出发点之一，这不仅肤浅地解读了中方立场，有意无意引导大众对中方立场产生误解，也不符合历史和当下的现实。
“瓦良格号”通过土耳其博斯普鲁斯海峡
2018年4月18日，航行中的辽宁舰。
第一，中乌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问题。
据西方学者估计，乌克兰作为苏联军工产业最重要的富集地之一，至苏联解体时，大约继承了苏联军事工业30%的份额；苏联军事工业的精华——战略导弹、大型水面舰艇、大型航空器制造业都以乌克兰为基地。但解体后，业由于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工业联系的切断，以及与乌克兰本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相匹配，乌克兰军事工业失去了配套的上下游产业和需求。同时，苏联时期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不复存在，而规模庞大的军工遗产涉及范围广大，人员众多，本身又为转型转产增加了巨大负担。
在多种消极因素的叠加影响下，乌克兰军事工业陷入了崩溃边缘，大量军工领域专家和工程师在朝不保夕的赤贫状态下苦苦挣扎。
此时恰逢中国对军事工业升级的需求十分旺盛，中乌合作把乌克兰军事工业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了一些，使其在苏联解体后的乱世下继续维系了20多年。双方的军事工业合作本质上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基本不存在一方对另一方的单方面援助现象，更无谓“特别的恩情”了。
第二，中乌军事技术合作更多展现出“自发性”、“民间性”和“非正规性”，乌克兰在国家这一层面，在其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十分有限，甚至有可能消极性大于积极性。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在2014年颜色革命之前还是之后，苏联解体后的历届乌克兰政府的政策方向都是倒向西方以融入“文明社会”。在此背景下，除了因产业和需求配套的原因同俄罗斯保留大规模军事技术合作之外（至2014年颜色革命以前，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技术合作伙伴始终是俄罗斯），那个时期的乌克兰官方层面对与美国及其盟友表现出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而军工企业和军工人才也是对资金实力更加雄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趋之若鹜，彼时乌克兰军工人才主要流向美国、德国、以色列、韩国、新加坡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