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的角度看，司徒雷登确实是这一职位的不二人选：他相当了解中国国情，与中国国内各个派系都有交情，他的学生中不乏在国共两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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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渡长江，解放南京。

许多外国使团跟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但司徒雷登选择滞留南京，他向美国国内提出承认中共新政权的建议。司徒雷登认为，这样做将避免中国倒向苏联，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

他通过私人渠道向北平方面表达了自己想北上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的愿望，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这一请求作出了极为谨慎的积极回应，同意司徒雷登以非官方渠道前往北京，“与北平当局会面亦有可能”。

考虑到司徒雷登已是73岁高龄，北平方面诚恳地表示，如果他想要坐飞机前往，也可以安排。

当时美国驻天津、上海和北平的总领事馆都在不同程度上赞成此行，并且认为同意北飞是中国方面发出的“极为重要的信息”。当然，他们也出于美国利益提出了各种附加条件，比如一定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要坚持坐自己的专机，事后要访问广州，以免引起弃蒋而准备承认中共的误解等。

司徒雷登满心欢喜，赶紧给国务卿艾奇逊发电报请示。然而他的助手傅泾波深知艾奇逊生性胆小怕事，恐怕难以承受院外游说集团的压力，建议司徒雷登不要苦等国务院的回复，来个先斩后奏。

傅泾波的建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被司徒雷登采纳的，唯独这一次例外。

两天后，他等到了一封冷冰冰的复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一个月之后的8月2日，司徒雷登带着无限遗憾登上了回美的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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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司徒雷登飞往美国的途中，艾奇逊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种种辩解。

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司徒雷登不仅充当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开罪了国共两党。

等待司徒雷登的，是一个无比凄凉的晚年。由于没有在美国工作过，没有社会保险，而其毕生的积蓄都给了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只有每个月600美元的救济金。

实际上，在回国三个月之后，他便中风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助。在傅泾波的照顾和资助下，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十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