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

约翰·谢伟思，在国共内战时建议美国在援助上“两面下注”，并多次建议不要出于意识形态放弃与中共接触， 最终被逮捕，尽管最终讨回公道，但他传奇的外交生涯就此断送，在纽约靠着40岁后学到的手艺糊口；

甚至连参与过美国对华事务的马歇尔、艾奇逊，也没有得以逃脱。

美国从来不缺中国问题专家，这些在重大历史关口为美国谋划利益的人，却绊倒在美国自身的体制性缺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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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白皮书发表，中美对话大门彻底关闭。

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着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有人感到遗憾，也有人沮丧。

但有一个人，表达了无限的豪迈和乐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跑、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这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别了，司徒雷登》，它的作者是毛泽东。

与美国打交道的长久痛苦经历让中国人意识到，美国的决策形成机制决定了它难以迈过意识形态的鸿沟，一旦它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它最紧要的是妖魔化这一威胁，体制惯性将会推着它，把理性的、符合国家利益的、甚至双赢的政策建议统统扔进垃圾筐。

因此，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后，毛泽东还提笔写下了另外一篇文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