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8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从伊拉克返回的美军士兵走下飞机。新华社记者 张军 摄
2010年之后美国虽然走出了技术性衰退，反映在住宅许可量上就是重新出现了强势反弹，但背后一个不可忽视的政策因素就是美联储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造成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也只能依靠规模更庞大的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来应对。货币金融政策工具创新背后反映出的实际上是美联储决策空间的萎缩。现在美联储在通胀的压力下不得不以传统的连续加息方式来应对，预示美国有重启“里根路线”的趋势。
美国在1970年代“滞涨”环境的冲击下，其政治周期中由罗斯福开启的“新政体制”步入穷途末路，卡特作为该体制的最后一任总统，虽勤勉努力但也无力回天，连任失败，只能让位给里根。格林斯潘的前任就是1979至1987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他虽然由卡特任命，但其任期主要和里根重叠，最后也是因为和里根政策相矛盾而被迫辞职。
沃尔克为了应对在1980年高达15%的通胀，将联邦基准利率短期内提高到了最高20%。这很快就导致了1980至1982年的严重经济衰退，虽然通胀在1983年降到了3%， 但失业率也一度超过了10%。[2]这种情况直接把里根的支持率打到了50%以下，变得只有42%，导致共和党在1982年的中期选举中丢失了28个席位，回吐了大部分在1980年从民主党手中所斩获的席位。[3]
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互相配合是抑制通胀的最佳选择。但是当时里根基于其政治理念，执政基础和政治前途，采取的是和沃尔克相反的财政政策，选择在1981年通过了二战后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减税计划，将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到了28%，并且通过加大军事研发等手段不断增加联邦政府支出。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1927—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