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称中国国防力量能否满足海外利益的安全需求？
尹卓称我们的海外利益扩展速度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以前我们的国防建设忽视了对远洋、远海的经济利益分布的预测，所以现在面临着很多的威胁，也有了一些教训。在安全利益方面，我们目前受到的威胁包括海盗、恐怖主义和地区动乱。比如在中东地区的动乱，对我们在海外的资产和投资、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利比亚动乱的时候，很多华人华侨都是从陆路逃到埃及和突尼斯，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如果我们在利比亚附近有大型两栖舰，在撤侨的时候就可以更快更直接，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军事能力。
利比亚撤侨时，我们还能派出飞机和舰艇，因为我们在亚丁湾有一个护航编队，曾经有一次某太平洋岛国发生政变，我们是让一艘货轮中途改了航向，到那里去接中国人回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没有能力到达那里。
我们的海军近海打仗的能力在增强，但在远洋的能力还不足。我们的海军应具有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要求的能力，这项任务跟我们打赢一场现代化局部战争的能力是并列的。
维护海外利益应多依靠外交手段
Q称在解决跟周边国家的海洋权益争端时，军事手段与外交手段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罗援称现在有些国家把中国的克制忍让视为软弱可欺，甚至误解为用土地和岛礁来换取和平，以为我们提出“和平发展”就是挂“免战牌”，什么问题都只以和平手段来解决。如果产生了这样的误解，将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我们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斡旋要相互配合，《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伐兵攻城是我们迫不得已的手段，也是我们不可或缺的手段，没有这个手段，伐谋和伐交也将失去后盾，变得苍白无力。
尹卓称我们绝大部分的海外利益都应该依靠外交、经济和法律手段来维护，但是一些非国家形态的海外利益威胁，比如地区暴乱、恐怖主义、海盗和大型自然灾害等，只能靠军事力量去维护。我们行动的目的和性质不会改变，就是保证安全，只是手段可能会有所不同。以前用驱逐舰或护卫舰去护航，以后可能就用航母或大型两栖舰去护航。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要取决于任务的性质、并根据任务规模决定采取何种样式。以后我们的航母和大型两栖舰走出去，也不是进攻性的行为，而是防御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