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流行将世界各地现有的机构置于强光之下，暴露了它们的不足和弱点。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都因危机而加深，并将在长期经济停滞期间进一步扩大。但除了这些问题，新冠危机还表明，政府有能力提供解决办法，并在此过程中利用集体资源。在未来，挥之不去的“集体孤独”感可能会促进社会团结，推动更慷慨的社会保障的发展。
鉴于强有力的政府行为对减缓这一流行病的重要性，很难再像里根在其首次就职演说中那样主张：“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也没有人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在国家紧急状态期间，私营部门和慈善事业可以取代有能力的政府。
这场危机可能最终会促使国际社会恢复合作。虽然各国领导人在推卸责任，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公共卫生官员正在深化他们的联系。如果国际合作的崩溃导致灾难并且被视为失败之举，那么各国今后可能会再次致力于通过多边努力促进共同利益。
美国成了“最大变数”
这场大流行是一次全球政治压力测试。有些国家的政府既有能力、又有合法性，将相对顺利地通过测试，还可能通过改革变得更加强大、更具韧性，为未来的卓越表现打好基础。那些政府能力薄弱或领导不力的国家将陷入困境，趋于停滞，甚至可能饱受贫困和动荡之苦。问题在于，第二类国家的数量大大超过第一类。
悲观的另一个原因是，要想使人对前景感到乐观，前提是具备某种理性的公共话语和社会学习。然而，如今技术专家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比以往精英掌握更多权力的时候弱。数字革命所激发的权力民主化使认知等级制度与其他等级制度一样变得扁平化，政治决策如今常常由充满火药味的吵嚷所驱动。这恐怕不是进行建设性集体自我检查的理想环境，有些政体可能直到崩溃都还没有恢复理智。
最大的变数是美国。当危机袭来时，美国由其现代史上最不称职、最能割裂社会的领导人掌舵。这位领导人没有在压力之下改变统治模式。他认为，对他的政治命运而言，最有利的是对抗和仇恨，而不是民族团结。他利用这场危机挑起争斗，加剧社会分裂。美国在这场新冠大流行期间表现不佳，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领导人未能发挥领导作用。
如果这位总统在11月获得连任，那么民主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全面复苏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然而，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美国深度两极分化的局面可能会继续。在疾病大流行时期举行选举将是艰难的，心怀不满的失败者将有充分动机对选举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即使民主党拿下白宫和国会两院，他们接收的也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一边是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一边是堆积如山的债务和反对派残余势力的殊死抵抗。国家和国际机构在被滥用多年之后软弱无力、步履蹒跚，而重建这些机构将需要数年时间——如果还有可能重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