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俄罗斯仅是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对美构成威胁，而中国带来的则是全方位威胁。不仅是共和党鹰派，很多民主党精英人士，如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莱特，也认同这一看法。在一些美国保守派政要和智库专家看来，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突出“成就”在于，其成功引导美国各界前所未有地关注“中国挑战”。
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前驻印度大使罗伯特·布莱克威尔（Robert Blackwill）认为，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就误判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和民主价值观的威胁越来越大，特朗普政府发挥了“唤醒美国”的作用，“在北京果断地将大部分亚洲国家纳入其轨道并远离美国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力日益增长的危险进行持续的政治推动，美国可能还在继续其梦游”。捍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前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助理约翰汉纳（John Hannah）甚至称，“特朗普政府迄今为止对国家安全最重要的贡献或许就是毫不掩饰地将中国视为美国长期利益的主要威胁”。
对华政策的“俄罗斯化”
理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的“战略思维”变化图景是十分必要的，无疑，塑造这一图景的重要行为体是美国的智库谋士和专家学者。
近年来，随着应对“中国挑战”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首要优先议题，一些原本不以中国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国专家愈发积极地参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并从国际秩序、维护“技术领导地位”等更宏阔的角度切入，如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
在特朗普政府高官看来，一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是“拥抱熊猫者”（panda huggers），他们对中国的温和态度和看法使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误入歧途”。换言之，如今美国已经不再仅从“区域和国别研究”的角度看中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因此被“边缘化”，这一变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和制定具有重要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俄罗斯化”主要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
首先，有不少此前以俄罗斯问题为专业领域的美国智库人士参与对华政策的调整，他们试图建议美国政府使用对付俄罗斯的方式来对付中国。比如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彼得·哈里尔（Peter Harrell），此前他在美国财政部等部门长期从事对俄罗斯经济和金融制裁工作，目前是新中国安全中心中国研究项目的核心成员，专门负责分析如何通过国际经济手段展开对华战略竞争。这类俄罗斯问题专家的介入，难免会导致美方将针对俄罗斯的“对抗性”思维、政策、手段和机制逐步移植到对华政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