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过去几年来，美国战略界人士越来越多地从中俄比较的视角看待“中国威胁”，进而将对俄罗斯的研判和定性投射到中国身上。比如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乔治城大学教授罗伯特·萨特（Robert Sutter）等人称，中俄给美国带来很多共性挑战，如两国都力图终结美国对国际秩序的主导，建立“后西方”世界。兰德公司等智库则将一些原本“属于”俄罗斯的“标签”贴到中国身上，如“灰色地带”、“混合战争”、“信息战”等，并对中俄的相关政策和举措进行比较分析。特朗普政府非常倚重的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梅惠琳（Oriana Mastro）认为，中俄之间存在一种“战略效仿”关系，在处理争议领土问题、加强互联网管理等方面中俄两国相互模仿。
再者，美国战略界高度关注不断紧密的中俄关系带给美国的影响。美国知名俄罗斯问题专家、乔治城大学教授安吉拉·斯坦特（Angela Stent）认为，美国政府近年对中俄同时施压将两国推到了一起，它们对美国的敌意不断增强，中俄领导人对“美国威胁”的认知高度一致。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Daniel Coats）称，中俄关系达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最亲密的状态，中俄近年升级伙伴关系就是为了向华盛顿释放两国不惧美国打压的信号。哈德孙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理查德·维茨（Richard Weitz）等称，中俄都想要削弱美国的同盟体系，一方面对美国盟友施压，如在萨德问题上打压韩国，另一方面在中东地区相互配合，对以色列、沙特、埃及和土耳其等美国盟友加大拉拢力度。
美方人士不仅认为中俄在多个领域展开密切“协调”与“分工”，联手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他们还日益担心中俄在东亚和欧洲两个方向“分进合击”，给美国和北约制造“两线冲突”，抵消西方的威慑效力。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称，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是中国在南海不断升级行动的重要驱动因素，美与俄“新冷战”始于2014年，美与中国之间的“新冷战”则在2019年展开。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布兰克（Stephen Blank）等人认为，在北约内部分歧和矛盾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俄将会寻机挑起冲突，美国需要推动欧洲、亚太等盟友组建“大北约”，应对中俄构建的“威权主义轴心”。
小心落入“对抗陷阱”
无疑，中美关系正步入重要关口，未来一个时期美国对华施压举措的深度、广度和频度或会超出一般的估计，美国对待中国的做法或许与过去十余年对待俄罗斯的做法逐步趋同。美国对华政策“俄罗斯化”的实质在于对抗性、冒险性、极端性的凸显，一些美国鹰派势力正竭力将中国塑造成“邪恶的对手”，甚而不惜使两国关系陷入更大冲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