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贸易，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纲和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口号都不再支持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即使总统希望达成这样的协议，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也会使国会很难通过。
其他手段的成本越来越高，制裁却更加容易了。因为美国法律授权制裁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对国会来说，经济胁迫能在政治上实现精准打击：它比宣战花费更少、风险更小，但又比象征性的决议更严厉。政治家们起码可以告诉他们的选民，他们正在努力解决问题，虽然效果并不好。
制裁之所以成为更优先的选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额外影响。全球化的经济网络增加了美国作为中心枢纽的力量。由于美国银行经手的全球交易的比例高得惊人，美国越来越能够将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作为自己的武器。它甚至利用自己与盟友的经济关系。在全球化真正普及之前，各国不愿意制裁自己的条约盟友，因为如果盟友寻求新的经济伙伴，发起国将因此遭受损失。然而，美国强大的金融网络削弱了美国盟友寻找美元替代品的能力（尽管这种强大也在促使这些国家寻找美元的长期替代品）。
改变滥用制裁的习惯
美国陷入了一个困境。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外交政策挑战，但解决这些挑战的手段却越来越少。与此同时，它最喜欢的工具制裁，也因为频繁使用而不那么奏效了。至少拜登政府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财政部长耶伦在任命前的国会听证会上承诺，将对美国的制裁政策进行审查，以确保这些措施能“有策略地、适当地”实施下去。但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政策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呢？
最显而易见的方法也是最难执行的：美国需要减少制裁的次数。即使个别的制裁行为是有必要的，决策者也应该考虑过多制裁所产生的总体影响。这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进行制裁；美国的确需要对严重违反准则的行为进行反击，比如5月的时候，白俄罗斯为扣押一名记者而将一架民用客机迫降。但实施的制裁越少，那些有正当理由的制裁就越有效。
当实施制裁的国家对制裁所造成的威胁、执行过程和解除条件十分明确时，这时经济胁迫的效果会最好。为了未来能保持施加经济国策（economic statecraft）的能力，美国必须向其他国家保证，它会慎重地使用制裁手段。它应该在声明和行动上同样做到，它是在非常严格地界定了标准，而且要求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实施制裁的。它应该建立标准化的作业程序，以确保多方面的支持那些严格定义的制裁。它还应迅速解除制裁，并允许在各方遵守既定要求的情况下恢复跨境交流。
行政部门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措施来澄清美国的做法。最明确的方法是财政部或白宫每五年发布一次经济国策战略。武力的使用是由一系列官方战略文件指导的，包括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类似的逻辑也适用于管理经济施压。尤其是财政部，如果能清楚地阐明其经济制裁的方法，将是非常有益的；令人遗憾的是，财政部2018年发布的四年“战略计划”在51页中仅两次提到“制裁”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