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车臣运动以来，自由派的第五纵队明确地采取了反俄的立场。俄罗斯大多数的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讲话和声明都充满了对俄罗斯的仇恨。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早就逃离了俄罗斯，在美国、欧洲、以色列和基辅定居。
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意识地选择了基辅，将其作为反俄罗斯的据点，也就是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领地。当然，他们也没有注意到乌克兰纳粹主义在那里的蓬勃发展——他们与乌克兰纳粹主义有着同样的恐俄症。俄罗斯的许多第五纵队自由主义者自己也成了纳粹分子，或者至少是他们的辩护人。
今天，俄罗斯的第五纵队被严格管控，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但总的来说，它的利益和价值观与华盛顿、中情局、五角大楼、北约集团，以及它们所服务的基辅不谋而合，所以它完全是一个敌人。 我不需要再次提醒你，在戒严状态下，人们会对自己的敌人做什么。
系统的自由主义者腹背受敌
第六纵队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今天，恰恰是这一纵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它由被称为“系统的自由主义者”的人组成，比如寡头、政治家、官僚和文化人士，他们认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货币主义、美元帝国主义、锚定美元、世界主义、LGBT+、跨性别者、全球化、数字化等），但并不公开反对普京。
今天，他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艰难的境地——腹背受敌。西方正是对第六纵队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拿走了他们的游艇和豪宅，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没收了他们的房地产。西方具有同样的目标：让他们推翻普京。但这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自杀。
所以第六纵队现在很困惑——西方对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不可能接受的。因此，他们要么逃离俄罗斯，从外部与普京对抗（就像丘拜斯和其他一些俄罗斯寡头的标志性人物那样），要么以特殊军事行动来巩固俄罗斯，但他们在西方的地位将会被勾销，他们在西方堆放的战利品将会被剥夺。
这就是重点：他们不能再持自由主义立场——甚至是系统的自由主义，因为今天他们的“自由主义”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与恐俄症合并，它已经成为纳粹主义的一个版本。而你不可能在成为纳粹的同时又与纳粹主义作斗争，这是无法解决的悖论。
事实证明，要么选择俄罗斯，要么选择“自由主义”。
如果系统的自由主义者（第六纵队）想保持自己的系统性，他们就必须停止做自由主义者。今天的“自由主义”等同于纳粹主义，而俄罗斯已经启动了前所未有的去纳粹化行动。因此，系统的自由主义者必须将自己非纳粹化（即去自由主义化）。
皈依爱国主义
许多90年代的前自由主义者已经在那个阶段做出了决定，在具有传统价值观的俄罗斯和具有自由主义—纳粹价值观的西方之间做出选择。这些人确实选择了俄罗斯和传统。这是个伟大而正确的决定，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