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 “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由于《国家公园法》尚未出台，体制机制也成为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最大压力。

欧阳志云表示，国家公园的体制机制建设面临着诸多难题，一方面管理机构的建设会造成一部分人下岗或换岗；另一方面严格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与自然亲近的程度，资源开发活动应如何限制，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应如何安排等都尚不清晰。

在苏杨看来，世界上所有自然保护地的根本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如果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一律禁止人类活动，就不可能把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处理好。”苏杨认为，“目前的核心区划定标准把资源价值高低与对人类活动影响敏感性的高低相等同，而不是考虑主要保护对象的保护需求。这样不仅可能给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带来很大负担，甚至可能破坏有些地方已经形成的原住民生产、生活与主要保护对象之间近似共生的有利关系，禁止人类活动后反而有害于保护。”

他还指出，如果不把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解析清楚，或将影响地方政府参与创建国家公园的积极性，把保护和发展对立起来。

对此，苏杨建议做到“科学保护、体制保障”，构建科学的管理方法和责权利相配套的体制机制，“这样才能让地方政府愿意，并且能够按照科学要求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北京林业大学国家公园研究中心主任张玉钧认为，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的实现需要各方参与，共同落地好治理体系和管理体系。

“完善自然保护地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将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起到关键作用。如果产权模糊，权责不清，则会导致管理混乱。”张玉钧表示，从不同角度对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进行综合性的统一或规范管理，将是一种很好的探索路径。

科学研究 “从长远和整体利益出发”

国家公园监测体系建设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欧阳志云也对此方面的工作成效表示称赞。

“国家公园监测体系具有重要作用。”马克平表示，国家公园的管理发展需要科学研究做支撑，同时国家公园又为更广泛的科研提供了基地，推动了科研平台的建立。

对此，雷春光建议每个国家公园都可以建立研究平台，并对所有研究团队开放，但每个研究平台都要有顶层设计，这样可以吸纳全社会的研究力量，是一种重要的广泛参与机制。

对于应该研究哪些课题，马克平认为，首先要满足国家公园管理和发展需求，其次要能够作为研究基地支持相关研究，特别是一些长时段的基础研究。此外，除了自然科学，还应特别重视管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