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刘国民同时任埃及空军司令助理肖克里将军合影留念）

万事开头难，跟埃及刚开始谈，就闹了个僵持。

埃及认为，我国还是按照过去的逻辑，可以无偿援外的。结果一看，中国的政策变了，而且中国的飞机改为明码标价了。埃及觉得，这样的生意没法谈。于是我们向埃方解释，中国的体制正在改变，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军贸是要做的，无偿也是不可能的。

代表团在埃及上下活动，不断的解释，最后通过当时的副总统穆巴拉克，一直打通了整个政府的关节，取得了对方的理解。他理解中国的处境，同时也认为中国提供的军贸条件，是可以接受的。

（当时的时任副总统穆巴拉克）

最后经过45天的艰难谈判，最终敲定埃及从中国进口44架歼-6以及6架歼教-6，其中还包括200多台份的发动机，总金额1.67亿美元。

1亿6700万美元，这么多外汇，是航空工业过去从来没拿过的，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大盘子都是一个重大利好。这也是改革开放最初期，我们第一笔军贸大单。

客观地说，埃及在那个时候支持了我们航空工业的发展。而通过与埃及的军贸，也让我们看到了机遇。

（歼-6）

跟着拿了这个订单，就要打破固有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产品生产完后，航空工业找到中海运，希望中海运能够承运这些飞机，中海运直接表态称，国家没有这项运输计划。

总而言之，军贸业务跟当时我们严密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高度矛盾的。所以说，这种外贸业务，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反映在我们过去体制的政节上。

（歼教-6）

飞机运到埃及后，我们派员在埃及进行组装调试。一批工人，包括相关的翻译都在埃及工作，这期间，还有一些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