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挑战来自于中美贸易战。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出口加征关税，不仅对华加征关税商品范围不断扩大，从500亿美元、到2000亿美元、再到3000亿美元，关税税率也节节攀升，其对中国高端制造的影响首当其冲。例如，自2018年以来，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对美出口份额一改上升趋势出现明显回落，中国2017年中国计算机出口在美国进口份额中比例曾高达60%，但2019年这一比例下降至不足50%，办公机器零件2017年在美国份额占比高达67.6%，但2019年中国所占比例下降至30%，份额腰斩。
与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由中国向东盟诸国转移有所不同，承接对美国高附加值商品出口更多的是美国的近邻墨西哥。2019年中国对美计算机及部件出口从2017年的503亿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448亿美元，减少55亿美元；其间，墨西哥对美国计算机出口份额从2017年的200亿美元 上升至2019年272亿美元，新增的72亿美元出口完全抵消了来自中国进口的下降。7月1日，取代北美自贸协定的美墨加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包含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排他性原则，或进一步削弱中国商品在北美的竞争力。
在目前形势下，一方面，美国对华打压从经贸领域全面上升至科技领域。除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数量不断增加外，特朗普还颁布行政令对TikTok和微信实施禁令，技术脱钩从“硬科技”蔓延至“软科技”。英国、法国、日本也先后在5G领域拒绝华为方案。中国被排除出全球科技产业链的风险不容小觑。
另一方面，美国对产业链外迁出中国给予激励。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近日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公司全部撤离，并建议“对于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所有支出，美国政府给予100%直接报销，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发达国家的上述呼声并非“只说不做”，美国已经开始通过贷款吸引企业将生产转移到本土；日本则已经公布57家将生产基地从中国迁回本土的企业名单，其中防护物品、医药、医疗器械企业占据绝大多数。
基于此，笔者认为，尽管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独具吸引力，但产业链外迁风险仍不容忽视，应积极做好政策应对。
短期来看，应加大宏观政策的逆周期对冲力度，扩大有效需求，充分激发内部市场活力。在需求不足、订单缺乏的情况下，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扩大对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的有效需求，帮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对于外需敞口较大的制造业行业，如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等，可考虑出台针对性支持政策，维持企业的存续能力和就业。以税收减免、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扶持出口企业产品转内销，支持国内电商平台展示销售优质出口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