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结构变迁下的制造东移
紧平衡下的油价上行风险，将牵动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变化与产业变迁。
第一，能源安全问题将成为各国关切。俄乌冲突加剧了东西方之间政治博弈，逆全球化下的能源安全成为各国政府考虑重点，这样货币将重新挂钩商品，资源为王。在全球化背景下，商品自由流通，信用货币扩张不再依赖于资源（1973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然而当前的逆全球化背景，让各国央行重新考虑增加黄金储备，资源成为各国政府争夺对象。
第二，各国将加快向新能源切换。传统能源的没落将是趋势，这也是美国原油天然气资本开支谨慎的重要原因。沙特预期到2030年原油需求的50%将依赖石油化工，燃料需求将逐年下降，新能源车与电池储能是这一趋势的关键。尽管新能源依然有各种问题（不稳定与能量密度低等），但毫无疑问，低排放与低成本优势让这一产业正在获得趋势性发展。
第三，中国制造将具备优势。乌克兰做了一个不那么明智的决定，没有成为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沟通的桥梁，而将自己变成西方与俄罗斯冲突的缓冲带，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都曾警告过这一风险。
西方的企业家是理性的，在俄乌冲突下，欧洲能源价格高企，他们将搬离欧洲，寻找更安全的生产地，而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消费空间与廉价的基础设施。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发展起来的全球门类最全的产业链为制造业提供了绝佳环境，这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具备的。同时，中国也在打造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其他国家的出口市场），就像过去中国离不开欧美（中国最大出口地区）一样，未来世界其他生产国也将离不开中国（德国前十大企业30%以上收入依赖中国）。
以上将是俄乌冲突、中国访问沙特背景下，我们能够预期到的全球能源市场及经济环境的变化，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总结这种变化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