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甲午前日本战争准备称1879年提交攻占北京方略(6)

甲午,中国,日本

　　另一方面，此间日本政坛围绕与欧美各国修约问题，正在展开激烈的斗争。1894年3月27日，陆奥在致驻英大使的信件中，有如此说法：“国内形势紧迫，日甚一日”，因此“不管成败如何，政府若不表明正在做一件会让人感到震惊的大事，将无法挽回此番人心之纷乱……虽内政催促外交成效，有些本末倒置，但时势就是时势，实不得已……因不能无故发动战争，故唯一目的只在于修约。”6月3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协助戡乱。发动战争的口实出现，日本政治家如获至宝。

　　知识界的战争观

　　战争爆发后，日本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有着“大义”的战争。比如，福泽谕吉率先宣布“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日本的目的仅仅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扫除障碍。他高声呼吁：“官民宜忘却政治恩仇”；“日本臣民在事成之前不宜批判政府的政略。”其实，早在1882年发表于《时事新报》的文章当中，他就曾慷慨激昂地宣称：“吾等亦是日本人，有朝一日定发扬日本之国威，制服印度、支那两国之士人。吾等不仅要学习英人，还要让其饱受痛苦，将东洋权柄掌控于吾等手中。”（转引自《近代日本思想史I》，有斐閣，1970年）明治日本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战争的启蒙思想家。

　　同样，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在战争爆发后，用英日两种文字发表题为《日清战争之义》的论文，指责“支那是社交规矩之破坏者，是人情之大敌，是野蛮主义之保护者”。保守主义政论家陆羯南则主张说，清国为“东洋的一大野蛮国”，“王师的一大目的就是将跋扈于东洋中央的野蛮人驱逐出去”。以倡导“平民主义”闻名的作家德富苏峰在《征清之真意义》一文中写道，清国是“文明之敌”，此战争是“文明之义战”。这些说法与陆奥对战争的定位，即“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