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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揭秘我军15年前的朱日和军演 美军旅长当时这样评论(3)

军报记者 2018-06-14 11:45:28

  比武是我军的一项光荣传统,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至今仍让人激动不已。不可否认比武排序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作用,但是,比武若脱离实战化背景,比出的尖子在战时是否顶用却是个未知数。

  明代军队比武的项目有举石锁、拉弓弩、步射、骑射等,但靠这些武艺在北方挡不住蒙古骑兵,在南方对付不了倭寇。抗倭名将戚继光编练新军,改革训练,针对倭寇的战术特点,步兵主要练鸳鸯阵,而严禁练那些中看不中用的武功。比如,有人将枪、剑舞得出神入化,却被戚继光痛打屁股,为啥?如果单兵打单兵,此种武艺也许有用,但在集团作战的倭寇面前,就成了花拳绣腿;而且在鸳鸯阵中,这种表演性武功是对整体作战的破坏。戚继光之所以能对倭寇作战百战百胜,首先胜在训练场上,胜在用战斗文化代替了“教条文化”“竞技文化”。

  晚清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从逢战必败到夺取最后胜利的过程,从训练文化上看,也是战斗文化代替“教条文化”的结果。曾国藩发现清朝主力军绿营的训练不行,便另立课目,改练戚继光的鸳鸯阵和三才阵。殊不知在实战中,这种前朝用来对付倭寇的办法对付不了太平军。于是曾国藩幡然醒悟,针对太平军的战术,改练一字阵、二字阵和方城阵(专门对付太平军的伏地阵),从此“逆天”了。

  古今中外,此类例证不胜枚举,无不说明,训练文化决定战场胜负。你想在战争中获胜吗?那就必须用战斗文化代替“竞技文化”等与实战相悖的文化。

  “竞技文化”与战斗文化,虽然都能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但是二者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为夺锦标而练,一个是为消灭敌人而练;一个以兄弟单位为对手,一个以假想敌为对手;一个用心研究竞赛规则,一个用心研究敌军特点;一个是比武比什么就练什么,一个是战斗需要什么就练什么。九九归一,二者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练的是武艺,一个练的是杀敌本领。

  在朱日和的演练场上,“蓝军”之所以获胜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指挥员心无旁骛,一门心思谋打仗。“蓝军”原旅长夏明龙曾对笔者说:“作为‘蓝军’旅长,我是不在乎输赢的,军委机关给我的任务就是当‘磨刀石’,具体要求是八个字:‘逼到绝境,难到极限’。我按这八个字做了,把‘蓝军’的特点体现出来了,输了赢了都算完成任务。放下了输赢的包袱,专心指挥对抗,反而收放自如,举重若轻。”

  从演习场看训练场,他认为“红军”平时就背着输赢的沉重包袱,“许多打仗有用的本领没有练,而打仗用处不大甚至没用的东西练了不少。”

  比如,战场感知能力是打仗必备的基本能力之一,可非常遗憾,这个基本能力却是我们以往训练中最大的“赤字账户”。“蓝军旅”与其他部队一样,在这方面也曾欠账很多。在接受模拟“蓝军”的任务后,他们用实战标准检验训练,发现了包括战场感知能力在内的诸多短板,于是进行突击补差训练,包括炊事员、修理工,概莫能外。演习后,很多人在研究“蓝军”的炮火特别准的原因,告诉你:其中一个原因是全旅官兵人人都能报坐标,给炮兵当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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