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病毒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误解、撕裂，在人类历史上是常见的现象。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作用下，为什么凝聚社会共识在今天的美国和欧洲社会，变得格外困难？社交媒体在制造撕裂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戴蒙德：为什么在美国、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社会共识如此困难？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我的观点是，根本原因是我们现代人越来越放弃传统的面对面交流，转而越来越依赖间接的电子交流模式。在人类数百万年的历史中，人类所有的交流都是面对面进行的，就像我新几内亚高地的朋友们现在仍然是面对面交流一样。一个人站在距离另一个人不到一米远的地方，看着另一个人的眼睛，听到并闻到另一个人的气味，解读另一个人的面部表情，以此与另一个人进行交流。而在今天，我们的大部分交流都是间接进行的：开始是通过写信和打电话，现在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我们不再与我们看到、听到和闻到的活人交流：我们靠在屏幕上打字进行交流。
面对距离自己不到一米远的另一个人，我们难以辱骂对方。但我们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屏幕上写下侮辱性的文字。我认为这是现代美国社会和欧洲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和缺乏共识的最终主因。一个推动因素是我们越来越依赖“小道消息”。以前，一个社会只有几家报纸，没有电视，后来有了电视也只有一两个频道。现在，我的电视有553个不同的频道，美国人现在看电视只选择看那个契合自己观点的频道。但你不能认为这只是美国和欧洲社会的问题。在中国，你们也有手机、电脑和电视。如果你们觉得在中国建立社会共识还不困难，那么这种难以建立共识的情况可能很快也会在中国发生，原因与美欧相同。
观察者网：在书里，您探讨了中华文明的相关话题。您觉得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特别是欧美文明显著的不同是什么？
戴蒙德：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依赖水稻农业，而美国和欧洲则依赖小麦农业。灌溉水稻需要农民合作，但麦农不必合作：每个麦农都可以随时播种和收获他或她的小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日本和韩国社会比美国和欧洲社会更重视合作、更少个人主义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小麦农民不如中国的水稻农民那样更容易合作！
另一个不同之处是，自公元前221年首次统一以来，中国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统一的，而欧洲从未统一过。我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解释过，这是地理差异的结果，地理差异使中国易于统一，而欧洲难以统一：你们的河流是平行流向的，很少半岛和大岛，与欧洲的辐射状河流和拥有众多的长条状半岛和大岛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