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试图调和国家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这种不可调和性达到了顶峰。普京不得不对此做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因为对抗西方是一条过于漫长、过于狭窄的道路。俄罗斯现在正处于反西方、反美国的战争中。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我很赞同您精彩的分析和预测。我记得，早在2008年，您就已撰文论述了俄罗斯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不过，当中国学者认识到中美冲突或许正趋于不可避免时，通常会尽力提议避免对美战争。比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进行反驳，试图改变这种“可实现性的预言”。
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精英们不奉劝普京总统尽力避免冲突，或采取一些可能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在俄罗斯，像您这么有智慧的政治哲学家一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不是吗？
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不是普京总统主动想发动这次特别军事行动，是整个社会要求这次特别行动。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需要“父亲”式的领导者（比如沙皇），这样的人物也必须能向全社会做出安全保证。普京一直试图调和这种关系。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这种矛盾、希望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非常脆弱。
普京一直试图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与西方的冲突升级。2014年克里米亚“公投入俄”以来，我们其实早已发现，俄罗斯可以轻松解放乌克兰东部，但普京总统一直拒绝这么做。他一度相信西方给的保证，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普京想避免战争，但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层面看，我们没有为这次特别军事行动做好充分准备。事实上，我们本应筹备得更好。
王文：是的。但我很担心，未来俄罗斯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的话，俄罗斯在短期是否能够继续快速发展？我们都相信西方正在衰弱，但就当下而言，西方霸权在高科技和经济贸易等领域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力。保持与西方的合作似乎是一种“理性、务实的选择”。如果与西方完全切断联系，俄罗斯会不会沦为“大号的伊朗”？我曾多次前往伊朗，伊朗有着丰富的资源与巨大的潜力，上世纪70年代，伊朗经济一度高速增长；但是，被西方制裁40年后，伊朗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影响。俄罗斯会不会重蹈伊朗的覆辙？
杜金：我很想知道，“西方”的定义是什么。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 ，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罗斯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我们希望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不仅要提升自己、把自己 “非西方化”，而且要把西方边缘化。仅凭俄罗斯一国是无法完成这个目标的，我们希望和世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如果我们团结起来，也许能够战胜他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