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感谢您对中国的关注。作为智库学者，我们每天也都在考虑中国的处境，致力于解决国内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应对国际上的困境。我相信，您也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2035年、2050年的国家发展长期战略。您曾来过中国。作为一名政治哲学家，根据您对中国的认识，您怎么看待中国的未来？中国现在制定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
杜金：首先，我很喜欢中国，赞赏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治理。习主席是杰出的世界级领导人。你们的国家创造了历史。我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务实的。你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是协调处理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成功典范。大会通过制定计划来领导这个国家。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
在我看来，中国是由人民、政府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儒家文化等其他文化元素组成的。这些文化元素在政府治理中发挥了作用。如果政府不能确保文化安全，社会就会解体。西方和俄罗斯对中国的分析几乎都忽略了文化的特殊部分，但这实际上是中国人民重要的资源。
其次，中国对做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不会去激化矛盾，而是通过创造文明的经验去缓和与化解冲突。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来自于儒家，还来自于道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过于执着于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对我们来说，邪恶就是邪恶，我们绝对不会向邪恶妥协。
王文：是的，中国文化中的阴阳之说的确源于另一个哲学流派，我们希望能够在消极与积极、善与恶、好与坏之间进行转化。在中国人看来，好的事物不完全就是好，坏的事物也不完全就是坏，两者之间有依附与转化的关系。这很复杂。
杜金：是的，中国并没有推动文化冲突的对外政策。在另一种不同于中国的文化中，善与恶、好与坏、光明与黑暗有明确的界限，俄罗斯文化就包含了这种基因。在俄罗斯看来，世界要么是单极的（有一个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比如美国），要么是多极的（西方、俄罗斯、中国都在这个世界里努力实现双赢）。多极化的世界结构也是中国需要通过奋斗去争取的。中国用自己的思维和角度观察世界，其他国家也在用自己的思维和角度观察中国，这是双向的。
其中有一部分思维和角度是不正常甚至病态的。中国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西方的思维和角度却并不是那么健康。我们应该试图理解这些病态的思维，而不是用我们的固有思维解释它。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未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的紧张可能会继续倒逼中俄关系的升温。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了二十多个城市，与许多地方官员交谈，讨论了如何在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等多个不同层级加强两国关系。中俄在各个层面的彼此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的信任、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坚定的；但是，在民间层面、精英层面，人们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有一些想法并不有利于双边合作。您对此是怎么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