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开发出了许多应对疫情的手段，也可以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经济活跃度，因此未来经济好转的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经济已经跨过了“起飞”阶段，而且外部市场的需求也不可能继续大幅扩大，经济不可能再经历那种两位数的增长。因此，中国领导人才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也就是结束了高速增长时代，进入了高中速增长时代。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经济仍有不小的增长潜力。2023年是“二十大”后的第一年，而二十大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设定了方向，也指出了方法。
未来中国经济还是有一些“王牌”的。比如，可以加速推进产业链平台的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进一步改造国有企业，提高竞争力，盘活国有资产，释放出更多的“改革红利”；可以加大对农村与农业的投资，创造出一些新的土地流转的方法，既保证农民的收益，又能让农村的土地资源流动起来，成为新的投资资本；可以采取更大胆的财政政策，减少企业税收率，以鼓励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政府也可以对大学及科研院所的原创性科技成果给予更大财政补贴，鼓励科研人员在新产品上做出更多贡献，等等。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未来中国很难继续依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部署2023年的经济任务，着重强调扩大内需，首次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看待此时内需的重要性？
丁一凡：扩大内需是一种长期的考虑，对2023年重要，对未来几年都很重要。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未来不久会被印度超越。如果人口众多，但有消费能力的人口有限，那这个人口优势就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人口多，市场容量就大，消费能力就大，在国际市场上就有定价权。
过去一个世纪多的时间，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市场，别国都巴结美国，希望能把产品卖到美国去。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现在我们的零售消费市场水平基本追上了美国。如果我们的消费能力增加一倍，我们的市场规模就会是美国的两倍，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与定价权就会超越美国。
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对工业生产至关重要。对许多工业制成品来说，靠本国市场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资，再到国际市场上去闯荡，那肯定是无敌的。
短期看，世界经济可能陷入滞胀，外部需求未来不会继续扩大，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即使很强，也不可能继续扩张。因此，国内市场的扩大就变得尤其重要。
观察者网：对于扩内需和稳消费，地方政府也有不同的措施，上海、济南给老百姓发消费券，深圳、武汉奖励企业消费升级专项奖金，当然这些政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比如说短期刺激作用有限、容易透支后期消费等，目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以如何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