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中国的通胀率低，因此货币政策有一定的余地。当美联储提高利息，其他国家的央行都不得不跟着提高利息时，我们的央行还可以采取相反的措施，比如降低银行的准备金份额，也就是释放出更多的流动性。未来，我们还可以采取更加精准的货币政策，比如增加给某些领域或活动的贷款，如绿色金融等等。
财政政策也有很大余地，因为我们的公债水平比其他国家低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都非常高，再加上通货膨胀逼着央行升息，它们的债务会不断攀升。但中国的债务水平出奇的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我们再发一些债，融一些资，不会使中国债务失控。
发消费券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表现，就是用财政的钱来补贴民众的消费。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表现为加大公共投资，投资基础设施等。那些投资会带来巨大的“外溢”效应，会旁生出许多经济活动，使其他服务业、制造业都受益于这些公共投资。但是，直接补贴民众消费也是一种财政开支。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把这种财政开支形容为“从直升机上撒钱”，让民众直接增加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从而刺激生产与经济复苏。美欧等西方国家在疫情中都采取了直接向消费者发放补贴的办法，就是直接给民众寄支票，以刺激消费。
成都：年货节吸引民众参观购物 8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前两年也采取过发消费券的办法给民众分发补贴，但中国的消费券主要是地方政府发的，而防疫、抗疫的支出也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这几年在疫情中有巨大的亏空，而这两年房地产市场下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下降不少。
如果我们继续让地方政府来承担这些刺激消费的任务，未来地方政府的财政会撑不住。因此，根据疫情状况，中央政府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使用更多的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财政排忧解难。中央政府信誉很好，可以轻易在市场上融资，而且对资本市场来说，多发债也是给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
观察者网：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外部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影响深远。目前全球市场上传递出2023年可能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风险，与此同时，新冠疫情、中美经贸关系、美联储暴力加息有望缓和也释放了一些乐观因素，如何评估这些事件的正反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