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和斯洛伐克经济外交试图减少出口劣势和贸易逆差，但效果不是很明显，这对捷克的纺织品、鞋类和皮革制品造成了严重破坏性的影响，而这些产业恰恰是1989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工业之一。
捷克的经济战略带有相当程度的对浪漫中国形象的痴迷，担心在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体面前失去机会，虽然政界保留了较为浓重的“道德价值外交”的痕迹，但为了经济发展，捷克不得不通过商界精英访华以获得中国的青睐。
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继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当选总统后不久，于2004年访华。
2004年4月16日，他在大型企业代表的陪同下，对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为期11天的长期访问。克劳斯（Klaus）宣布访华前，他决定将采取截然不同的更务实的态度对待同中国的外交，拒绝哈维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弥赛亚主义”和他的“傲慢的道德和小政治挑衅”。然而很遗憾的是，克劳斯的访华计划准备不是很充分，出现了一些偏差。首先，他的访华之行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来华大约在同一时间举行，风头被金正日盖过了；其次，克劳斯本人带有“欧洲怀疑论”的倾向，选择在没有等到捷克加入欧盟之前（前两周）访华，换言之，捷克代表团是以非欧盟国家的身份抵达了中国，最终，捷克高层此次访问效果很一般，只是例行签署了三项双边协议和对未来商业项目的一般性口头承诺。
2019年9月26日，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举办捷克国家日招待会和捷中文艺沙龙活动
聪明而务实的斯洛伐克
与捷克的战略一样，斯洛伐克的对华外交政策也非常看重于与中方的频繁会晤。但是，斯洛伐克用来改善与中国的经济关系的手段有两个更鲜明的特征：授予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荣誉市民称号，对诸如人权等对中国敏感的问题采取更谨慎的态度。
1993年至2008年期间，斯洛伐克奉行与中国进行深入政治接触的政策。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相比，斯洛伐克对中国的关注度异常高。例如，在此期间斯洛伐克派出9个高级代表团到日本，大韩民国派了6个代表团（日本和韩国是斯洛伐克的最大投资者），只有4人去了印度。
但在此期间斯洛伐克有过八次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包括总统、总理、议会议长和外交部长以及众多其他公共官员。这些政党代表大多是左翼政党Smer（方向党），Hnutie za Demokraticke´ Slovensko（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党）和SDL（民主左翼党）等等。Smer党的领导人兼总理罗伯特•菲科（Robert Fico，2006-2010年）曾三次访华，最后一次是在2007年。1995年，在弗拉基米尔•梅恰尔（Vladimır Meciar）总理的领导下，斯洛伐克议会的一些成员甚至与中国建立了特别的“友谊小组”。而他的政治对手米哈尔•科瓦奇（Michal Kovac）就很不明智，他主张与台湾代表建立联系。
除了经常访问外，中国驻斯洛伐克大使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唐三清、陶妙发、袁桂森等三位即将离任的中国大使被授予二等白色双十字勋章。正如外交部部长米哈尔•科特曼（Michal Kottman）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斯洛伐克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