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愿意以恶意来揣测瑞典公共卫生署采取的策略，但是从现实层面看，瑞典的老年人成了新冠疫情被选择的牺牲品是确实的。对此Ume（于默奥）大学老年病的教授Yngve Gustafson批评说这种牺牲完全是不必要的（《Seniorprofessor: Mnga kommer att d i ondan》），很多老年人需要主要是支持治疗和氧气，这在很多普通医院都可以提供。
那么瑞典的特立独行背后有何政治制度上的因素吗？根据近日的报道，瑞典政府寻求扩权以获得限制人民自由移动的权利控制疫情传播来看，过度分权即瑞典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公共卫生署的独立决议来制定应对策略。
在通常情况下，公共卫生署是独立运作的机构，其任命不受选举政治的影响，其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党派政治的干预。从中国国内的新冠疫情发展的现实来看，如果负责国家公共卫生的部门如果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也确实会有负面作用。
但是在独立运行的部门没有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以保障公民整体权益，而政府却没有足够的授权来加以干预也同样存在问题。如果不把人民整体权益，或者说“为人民服务”作为指导思想的话，并不存在什么理论上完美的政治制度设计，怎么平衡各种权利和责任、义务，需要的也不是理论上绝对化的人权，而是需要将实际情况下最大程度反映整体人民福祉和利益作为行动纲领。
笔者看到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个作家写的很有前瞻性，跨越国界和种族，写出了我们这些处于瑞典疫区中心的人们的心声——但是如果拿来隐射中国，恐怕更有一抹讽刺的意味。希望瑞典可以在不用付出太高昂的社会代价的情况下，度过这场危机。
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