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经济史学家巴利·艾森格林等人近日发表论文，称“人民币可通过非常规途径，获得储备货币地位”。他们认为，中国无需全面实行金融自由化（包括开放资本账户），即可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其一，央行货币互换协议激增，使各国“有信心从中国央行处获得人民币”。其二，离岸人民币市场扩大，“使央行储备经理和其他投资者相信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稳定而可预测的”。
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国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2009年至今，中国央行（即中国人民银行）已与至少39家央行达成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额高达3.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500亿美元）。自2010年香港首次获准人民币交易以来，离岸市场在全球24个城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至2021 年7月，离岸人民币存款已达1.25万亿（约合2000亿美元），仍然难望美元项背，但已小有所成。
同时，正如霍恩（Horn）等人所言，中国已成为国际上的最终贷款人，“构建了一种新型全球体系，向深陷债务困境的国家提供跨境救援贷款。”
近年来，中国已为20余个国家提供了超1700亿美元的流动性支持，包括对即将到期的互换反复延期。中国国有银行和企业额外发放了700亿美元的救助贷款，用于支持国际收支。中国的救助总计相当于过去十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总额的20%以上。
霍恩等人将之概述为“一带一路救助”。他们指出，得到救助资金的国家往往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相较于西方国家提供的类似贷款，中国的贷款包含更高的利息。
凡是严肃的历史研究，无不致力于识别典型范式。以上两篇论文的作者都在历史中发现了相似的范式。“今天的人民币，正如上世纪50-60年代的美元”，艾森格林等人表示，“如今人民币-美元的自由兑换受限于资本账户管制，正如当年美元-黄金的自由兑换受限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国货币法。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维系的数十年间，美元与黄金挂钩，但不可在美国境内兑换为金属。国际货币（当年的美元和今天的人民币）难以完全兑换为最终储备资产（当年的黄金和今天的美元），这一现象催生了当年伦敦的离岸黄金市场和今天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霍恩等人还指出，“今天的局势，与当年美国开始崛起为全球金融大国的时代（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及二战之后）颇为相似。当时，美国通过进出口银行、外汇稳定基金和美联储，向对美国银行和出口商负有巨额债务的国家提供纾困基金。这些临时行为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为一种久经考验的全球危机管理体系。中国可能也会走上类似的道路。”
这些论文使我意识到，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前，美国就已经占据了全球主导地位。其表现之一就是，美国成为了国际上的最终贷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