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去年2月，特朗普政府仍在执政期间，就有消息人士向媒体透露美国政府准备发布禁令，禁止向商飞出口leap1C发动机，但最后并未实行。而等到特朗普败选之后，在2021年1月将商飞列入MEU（军方最终用户）清单，这意味着一切与商飞有关的出口、再出口和国内（美国境内）转移都需要经过美国商务部的批准。作为特朗普政府执政末期的“胡闹政策”，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没有将其取消（与商飞同在MEU清单上的小米公司则被移出MEU清单），以肃清特朗普政府遗毒，可见打压商飞与C919是美国朝野两党的共识。
MEU对C919项目最直观的影响，是大量的C919美国供应商需要获取美国商务部的出口许可才能恢复对商飞的出口。纵使C919上的各种国外子系统是采用成立中外合资公司模式进行合作，但依然受到美国MEU的限制。虽然目前美国的供应商们正逐步从美国商务部拿到出口许可证，但仍不可避免地对C919进度产生不利影响。而且，比起各种子系统的出口许可问题，对C919项目影响更大的是在MEU禁令下美方供应商技术人员出于合规性要求无法前往中国进行技术交流与合作。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在2021年1月将商飞列入MEU之时，商飞已经完成C919 106机的制造与首飞，对国外关键子系统的需求减少。而相应的完成试飞科目以及解决试飞中所发现的问题，则无疑需要美国供应商（GE、柯林斯、霍尼韦尔等）技术人员的协助。任何一款现代客机的研发都离不开大规模的全球技术交流与合作，而MEU禁令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无疑大幅阻碍了这种交流。C919于2021年内取得适航证这一重大节点，或许会以另一种方式来实现。
C919各系统供应商示意图 来源：金融时报
可能有人会指责商飞大量采用国外供应商成熟产品的模式阻碍了国产化进程，并且给了外人卡脖子的机会，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全球供应商模式在客机的研发中是极为普遍的。哪怕是被诸多航空爱好者寄予厚望、认为比商飞更有资格承担国产大飞机项目的位于中国西部的某飞，其主导研发的基于现有型号发展而来的某涉密新型民航支线客机，也依然采用国外发动机与各类子系统，且毫不意外地遭到源自美国的出口限制，并造成进度大幅延后。也正是由于该型涉密新型民用支线飞机遭到了比商飞C919更严厉的制裁，其关键系统的替换不得不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