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让我回到我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我们的分歧、对峙和致命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我们不应该让实际控制线控制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
苏桑特·辛格：这个问题我再挑战你一下。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实际控制线的问题从1947或1948年开始一直存在，但从1988年、1990年开始，在此后的几乎20多年里，边界上没有重大危机。我想问你的问题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是什么发生改变了？尽管实际控制线没有被划定，但在边境上出现了这么多问题，无论是洞朗危机，还是你所说的2020年6月在加勒万河谷发生的重大不幸事件。现在不断地，几乎每一或两年，我们都会发生这样的危机，还有在双方部署部队的边界，危机继续存在。那么，在过去十年左右时间里，这样强烈的、重大的危机出现，是源于什么变化？
周波：这是个好问题。当人们谈论致命的冲突时，往往被结果所限，而没有回顾历史，没有看到危机中的机会。当我谈到这一点时，让我提醒你，自从拉吉夫-甘地1988年访问中国以来，我们实际上达成了大量包括政府层面和军事层面的建立信任的措施。我相信你知道这些协议。如果你把这些信任建立措施与中国和外国之间的任何措施，例如与美国的相比较，我们会得出结论，中印的信任措施比中国与美国的信任措施要有内容的多。数量上，我们与美国有两三个协议，但与印度的协议比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协议都多。
这些信任建立措施非常好，因为它们富有内涵，充满细节。例如，在边境部队协议中，它明确指出，当一方的部队在巡逻时，另一方不应尾随。所以这是非常具体的规定。而且，在实际控制线附近，不应该举行师级演习，也就是不超过15000人，如果要举行旅级的演习，也就是5000人，应该事先通知对方，而且不应该在距离实际控制线10公里的近距离内出现军用飞机。因此，我相信这些规则，自从1993年我们有了第一个协定以来，确实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体上维持了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和平与安宁。
我们只在过去几年前发生过一次致命的冲突，我们此前仍然有很多对峙，因为实际控制线并没有划定。唯一的区别是过去的对峙没那么致命。
加勒万河谷冲突
2020年6月15日的事件是非常不幸的。我们也能够理解当这种致命的冲突或事件发生时，人们难免互相指责。在这里我就不长篇累牍地讲事情的经过了。你有你一方的解释，我也有我这边的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