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至2008年在任的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曾在2006年一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中透露，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在“9·11”事件后警告巴基斯坦政府：如果他们不与美国合作，就要准备好“被炸回石器时代”。（虽然阿米蒂奇否认曾威胁对盟友用兵，他确实对媒体承认，自己告诉过巴基斯坦官员，围绕美国领导的打击“基地”组织行动，巴基斯坦政府“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就是我们的敌人”。但基于我在“反恐战争”期间与美巴官员同时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我怀疑穆沙拉夫总统说的是实情。）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左）2004年与时任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会面 图自：美国国务院
2003年，美国主导入侵伊拉克的前夕，我是时任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与利比亚方面秘密沟通的特使。我奉命向时任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传达类似警告。双方选在欧洲某座中立城市一间不起眼的酒店房间里会面。我告诉卡扎菲的手下，美国准备入侵伊拉克。我说：“利比亚必须做出决定，是支持美国，还是在我们对伊拉克动手时做出反抗。”
卡扎菲本就担心自己成为华盛顿的下一个目标，他无视了萨达姆呼吁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的号召，很快决定与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开展合作，并事实上终结了利比亚的核武及化学武器开发项目。
这个案例看似体现了“重拳出击”手段的效果，但中情局和其它情报机构伙伴之所以不依赖胁迫的手段，自有其道理：因为它不奏效。任何胜利往往都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这种手段会侵蚀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并埋下持久怨恨的种子。
我在与外国同事对话的过程中发现，“911”事件后全世界对美国的同情，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稳定地消失。2001年，布什政府在“911”事件过去一周以后，对《授权使用军事力量法案》签字，该法律明确授权由美国军方搜捕“9·11”袭击元凶——这导致全世界沦为军事行动的斗兽场，也伤害了美国曾经最坚定盟友的信任，他们的善意不再。到2016年，我被指派为中情局在南亚、西南亚战区反恐行动的负责人，那些我希望与之合作的外国官员，对于他们长期被美国政府使唤，公开表达了不满。
使用军事力量的成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