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美国决策者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群体思维。强硬的反华措施现在在国会、智库和其他地方得到了两党的广泛支持。每周都有针对中国的新限制提案。但反过来就不对了。没有一位美国政治人物敢突出强调脱钩的风险或成本。就连商界领袖也因担心政治压力而基本上退出了公开辩论。

任何外国对手带来的痛苦，都比不上霸权国家自己过度扩张带来的。美国以前也走过这条路。美国领导人瞄准一个模糊的威胁，自信美国能强力打回去，看不上任何人和盟友的怀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种结局并不好。今天对中国的许多评论与《纽约时报》记者朱迪思·米勒的文章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米勒在伊拉克战争前后的报道高度迎合小布什政府的论调，这象征着美国漫不经心地走向当代最大的错误。

华盛顿的中国恐慌不会轻易消失。但我们需要保持足够的政治空间，能质疑美国决策层当前的轨迹，能进行更严格的成本效益考虑。国务卿布林肯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等高层经常声称无意与中国脱钩，但他们必须更进一步，为两国经济关系提出一个强有力的积极愿景，要列举值得保留的具体联系，并向美国人民解释重要性。商界人士、州和地方官员以及大学必须帮助证明美国过度扩张是要付出代价的。智库和记者应该帮助纠正失衡的话语环境，而不是炮制出各种强调中国科技威胁的报告。每个人都应该更认真地倾听美国盟友和伙伴的意见，他们与美国一样担心中国，但主张更温和的反应。

美国与中国的部分脱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当的，但不能没有刹车。随着美国每出台一项新的限制性措施，两国相互依存会减少，而过度对抗的可能性会增加。然而，美国的限制措施正在加快，而不是放缓，呼吁谨慎的声音变得更小，而不是更大。这是危险的。如果美国不喘口气，稳住自己，它可能会摔下悬崖。

（本文发表于2022年12月15日美国Politico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