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推测，作为新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这些国家将在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可能的德国等综合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和众多弱小的、无法独立生存的国家之间，占据重要位置。后者中的一些国家很可能会下放他们的主权，成为大国领导的联盟的一部分，包括区域经济联盟。
无论目前的冲突如何结束，欧洲目前的事态发展不会决定全球的力量平衡，但对于指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很重要。至少在危机的严重阶段之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安全体系将建立在相互敌对的基础上，这种相互敌对排除了激进的挑衅行动。只有在没有人相信对方会做出回应的情况下，后一种情况才有可能。
例如，近年来，在俄罗斯西部边境，危险事件屡见不鲜，比如军舰的危险演习、军机逼近、突发的军演以及其他挑衅行为。2月24日之后，这种在俄罗斯边境的“戏弄性”军事活动戛然而止，事态变得极为严重。北约国家（该联盟象征着过去安全事务上的秩序）不再确信不会有回应。尽管官方的目标是让俄罗斯为其行为付出最高的代价，这体现在对乌克兰的大量武器供应，但这不太可能阻止莫斯科或其他军事政治扩张的潜在目标在未来做出严厉回应。
一方面，新的局势将引发欧洲国家军事开支的增加，以及北约前沿部队和资产的地理位置的变化。另一方面，这应该与加强使用这种力量和能力的责任密切相关。任何事件都可能引发一场威胁到欧洲国家的重要利益的危机。制衡制度有可能带来“冷和平”，这是当今最好的可用的解决方案。“和平共处”一词太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个特定的、准确反映当今事态的历史时期，但事实上，这基本上就是我们的现状。
然而，这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一种强制且极不稳定的国际社会组织方式。更准确地讲，这是着手建立以审慎和相互克制为基础的新关系体系的必要前提。它将是什么样子？在冒险作出任何假设之前，应该清楚地了解其基本潜在价值。
价值观和利益如何相互摧毁
定义“自由国际秩序”时代的“历史的终结”思想是一个伟大思想传统的顶点，主要由两种现代主义政治理论代表，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都是基于对人类理性的无限力量和规范价值的信念。这两种现代主义理论都旨在实现一种理想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将作为一个精简和理性的发条来运作，揭示出人类的创造性，并切割掉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历史的终结”被概念化为向理想攀登的终点，或者至少是向一个高质量新时代的过渡。
从逻辑上讲，超级大国的时代，或称渴望统治世界的国家的时代，都是建立在这些意识形态和伦理学的戒律之上的。在冷战期间，对立的超级大国向世界提供了它们各自的达成理想的方式，每一种方式都被认为是普遍的，即适合所有人。随着冷战的结束，普遍主义成为唯一的选择，因为世界上只剩下了一个超级大国。首先，在对手垮台的背景下，它的幸存被解释为其历史和道德正确性的证据。其次，一个以“仁慈的霸主”为首的等级制度似乎最适合于确保普遍安全，将“基于规则”的国际社会团结在领导者身后。自由单极秩序的出现，恰逢更广阔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也就是说，在多个层面上同时出现了“历史的终结”的迹象，所以认为它真的已经到来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超级大国模式的理想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