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在霸权表现相对平静的时期形成的，它被消费所主导，并天然缺乏社会动员。换句话说，这个社会处于明显的“后英雄主义”状态，这主要适用于描述相对发达的国家。尽管随着全球化带来的全面繁荣，“后英雄主义”时代的受益国家数量总体来看是增长的。
霸权的结束和战争的回归作为一个新的国际现实，势必会影响到所有个体的行动策略。军事行动、制裁压力和全球经济中不断增加的问题实际上正在迅速侵蚀着每个个体和社会的舒适区。同时，在我们的消费者世纪，追求舒适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明显的价值观。在当前这样一个“后英雄主义”社会，这种价值观决定了许多社会行为模式、社会期望和社会诉求。
社会的通常舒适程度与这个社会（或这个社会中最积极的成员）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的好处有关。政府在面对灾难时发出的凝聚力和动员（不一定是军事意义上的）的呼吁，无论听起来多么激情澎湃，都难以改变根深蒂固的公众情绪。这些动员和呼吁往往会引发相反的效果，使得人们努力尝试去找回失去的国际性的绿洲。然而，上述新的社会基准体系永远不会是世界意义上的，因为在各国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任何超国家的叙述听起来都像是敌对国家的工具。
未来的国际治理机制无法由一个共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基础来决定。这种单一的价值观从不会自然出现，因为世界不同文化之间有着巨大异质性。如果想要实现，就需要有效的霸权来把它强加给别人，但这样的霸权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说，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也可能同样不存在意识形态对抗的空间，因为意识形态对抗相当于试图证明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好。进行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一个更加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中，参与者们主要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中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如何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
分布式的世界
因此，未来一段历史时期将以冲突为标志，而且很可能是敌对行动，这是新的世界秩序出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一个至少可以缓和新出现的威胁的保险系统对全球安全至关重要。但是，如果不为前文提及过的问题提供答案，就难以形成这样一个保险系统——在没有霸主和明确层级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国际体系的平衡运作？
当前事态的特点是，美国及其盟国事实上不再享有主导性的超级大国地位，但为其服务的全球基础设施仍然存在。因此，这个正在国际关系中运行的庞大机器——为“正确的”（符合霸权国利益的）商品分配和（毕竟是为了）促进发展而创造的庞大机器，已经成为惩罚那些对当前国际事务权力不满意国家的工具机制。霸权国对庞大机器不恰当地使用导致了系统的加速磨损，也阻碍了它与新时代接轨的前景。简单地改变“操作者”，就像发生在早几个世纪中的一样（例如，美国从英国手中接管全球霸权地位），对改善当今的情况没有帮助，是不可能行得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