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分权制政府，不仅联邦层面三权分立，州权份量也很重，州政府具有一定独立性。联邦政府作为行政分支，权力受限，但相应地，对早期疫情应对失误的责任也被分散和减轻。例如普遍认为美国疫情早期在病毒检测方面出现重大失误，错失防控黄金窗口期，但板子首先打在负责开发试剂盒的美国疾控中心（CDC）和监管过于严格的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纽约时报》采访的一位独立派选民就认为疫情早期特朗普掌握情况有限，情有可原。
特朗普政府在疫情应对中持续的“甩锅”策略也取得一定效果。一直以来，特朗普及其政府要员和右翼媒体都在就疫情责任反复甩锅中国，不停地自我夸耀率先对华采取旅行禁令的“远见”，却避而不谈美国此次疫情大规模输入的主要源头是欧洲和中东等地。副总统彭斯4月1日指责中国和美国疫控中心。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日前则指责民主党主导的弹劾调查分散了政府注意力。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人还指责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医护物资战略库存不足。这些言论经右翼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与放大，影响了很多美国民众。
疫情危机中，团结抗疫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旋律，美国民众团结意识凸显，党争降温，导致美国社会分裂的重大热点问题被边缘化。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愿背负危机时刻因政党利益妨碍疫情应对的罪名。不论初期83亿美元疫情拨款，还是两万亿美元经济剌激和救助方案，虽然针对本党选民，共和党强调企业救助，民主党强调家庭和工薪阶层优先，但两党都淡化了路线分歧。与疫情相关的各项法案在参众两院遇到阻力很小，均以压倒性的跨党派优势快速获得通过。这种社会团结意识和两党团结行动，减少了很多选民对特朗普的反感和敌意。
3月23日，空荡荡的美国纽约时报广场。
危机时刻，由于“紧急状态”等法律授权，联邦政府权力和重要性较正常时期大增。在美国疫情应对过程可以看出，限制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具体防控措施主要由各州在专业机构指导下自行其是，如白宫发布“指导意见”，而各州按州法惩处违反本州“居家令”者。联邦政府机构和国会侧重于动用国家法律（如《国防生产法》）、调拨国家资源（如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动用救灾款项和预算拨款，主导和大企业谈判等）、调整国家政策（如放松国家监管，针对疫情的医保政策、失业救济等）及采取措施稳定并保障经济。尽管很多全国性举措需要国会立法或获得既有法律授权，但总统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被民众视为国家层面措施的主导者、主要推动者和主要声音，个人形象因此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