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6月29日,伊朗宣布对击毙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的相关36人发出逮捕令,同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调查,针对若干人等发布“红色通缉令”,其中包括被控“头号杀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罪名是“谋杀与恐怖主义”。国际刑警组织则在同日公开响应,表示为求政治中立,不会考虑伊朗的请求。

综观国际舆论,各界多视伊朗此举为宣传大过实效的政治操作,既不认为美国会认真看待此事,也不相信伊朗能真正逮捕、起诉任何一位官员。然而伊朗被国际孤立多年,对此自也了然于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伊朗此时发难,打的多是国内政治的算盘。

当苏莱曼尼成为烈士

首先,苏莱曼尼之死并非单纯的官员身亡,而是起带有“殉难”色彩的政治事件,并在时空背景催化下,化为伊朗近年罕见的烈士政治符码。政府如今旧事重提,并非真要逮捕特朗普,而是有意借苏莱曼尼的“悲剧英雄”叙事,召唤国内“一致反美”的团结情绪,进而复制年初的逆转模式。

1月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降落伊拉克,却随即在巴格达国际机场内遭遇空袭,命丧火海。美国事后坦承动手,理由是苏莱曼尼疑似计划“攻击驻伊拉克美军”。这种莫须有的说辞不仅无法服众,也令伊朗民族情绪一路飙升,达到近年的罕见高峰。

孙迦陵:无效也要做,伊朗的逮捕令意欲何为

彼时的伊朗刚镇压完反油价调涨示威,死于枪下的亡魂,至今仍是未知数,人潮散去后的街头,溢满了反政府的血腥味,国际甚至期盼一场伊朗版颜色革命再临。但当美国导弹轰向苏莱曼尼,一切悄然逆转:原先盘据街头的怒火仍在,却几乎全被纪念烈士的话语所袭夺;神权政府原本岌岌可危,却在宿敌的恶意下获得救赎。苏莱曼尼之死就像场残酷的羽化,以肉身炼出伊朗的反美氛围,既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也暂缓了国家动荡。

综观伊朗历史,苏莱曼尼并非成全烈士叙事的唯一角色,而要能动员民众集体哀悼,甚至暂忘仇恨拥护政权,除了个人崇拜与民族情绪外,伊朗尚有一得天独厚的政治传统,那便是根植于什叶派信仰深处的烈士情结。

公元680年,穆罕默德外孙、什叶派领袖侯赛因·伊本·阿里(Husayn ibn Ali)于卡尔巴拉战役中阵亡,逊尼派的主导地位由此确立;被迫成为少数的什叶派则铭记此役,并在世世代代的口传记诵中,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代表叙事,将侯赛因的慈爱虔诚、追随者的忠心不二、逊尼将领叶齐德(Yazid I)的残忍狡诈等,加以抽象概念化,由此建构出什叶派的“被压迫者”身份,并在此基础上树立了哀悼、自苦、至卡尔巴拉朝圣与纪念殉教者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