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来源：khamenei
然而随着两伊战争的记忆逐渐远去，加上伊朗近年深陷经济与阶级结构困境，烈士政治这张牌，显然不再如过往管用，就算苏莱曼尼本人的确亡于美帝阴谋，此事的动员力度也已难达80年代规模。
被阶级割裂的革命现代性
根据伊朗神权政府的历史叙事，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解放了位处底层的“被压迫群众”（mostazafan），就现实发展观之，也的确如此。神权政府在80年代力行福利计划与社会政策，既扩大社会支出建设贫困区，也普及中等教育，让伊朗的国民识字率上升到了98％。而革命以降的一系列政治动员，则提高了中下阶层群众的“赋权感”与“主体意识”，尤其是两伊战争期间，即便伊朗伤亡惨重，仍以鲜血沃出了革命的现代性。
然而这般意识，随后却走上了吊诡的分裂之路，并导致了烈士政治话语的部分失能。首先，石油经济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美国日渐严峻的制裁更令伊朗市场急遽萎缩，由此催生出了一群赤贫的底层阶级，包括工人、巴扎（市集）小贩、蜗居市郊者等。而其生活虽苦，却多为意识型态上的保守派、神权政府的拥护者，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就是清真寺。
此外，革命造就了富商、革命卫队与技术官僚的崛起。在国际多年制裁下，革命卫队已从初期的军事部门茁壮为巨大的经济集团，不仅经营建筑公司，垄断大型建设和基础设施项目，也控制港口与边界，管理进入伊朗的货物；技术官僚则透过自身专业，发展裙带关系。此一阶层者，内心未必有虔诚的信仰，也未必让下一代留在伊朗本土发展，但往往倾向维护神权政府的话语权，支持现有秩序。于是极富与极贫者，原本看似为两世界的居民，却在支持烈士话语上意外契合。
然而，在经历长年的政治动员后，伊朗社会也涌现一批具有“自主意识”的中产阶级，其追求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认为高压的宗教纪律已无法响应当代伊朗的社会需求，故对神权政府千篇一律的反美反帝、烈士叙事相当不耐，期盼伊朗能走上改革进程。
在此一群体中，年轻人的比例尤其高，如今许多人至清真寺往往是为拍美照上传社群媒体，而非作礼拜，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术馆、购物中心乃至美式快餐店；有些人家中更装有卫星电视，能收看海外伊朗人经营的电视频道，甚至私下酿酒、购酒。其与极贫极富者的政治光谱歧异极大，对烈士政治的话语也是普遍疏离、厌恶，是为革命后的另一种现代性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