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般特殊的信仰实践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放眼中东各国的什叶社群，常可见信徒于侯赛因殉难的阿舒拉日（Ashura）当天集体哭泣，并且自我责打、鞭笞，甚至以刀具自残至鲜血淋漓，为的便是铭记侯赛因等烈士经历的苦难，以及透过对苦难的体验，寻求精神与信仰的超越。

从伊朗革命到两伊战争

当伊朗于1979年爆发革命后，这种以侯赛因崇拜为核心的宗教实践便迅速政治化。早在革命前，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支持者便将沙阿（伊朗国王）描绘为叶齐德，将霍梅尼塑造为拯万民于水火的当代侯赛因，故在霍梅尼被捕后，许多群众纷纷以白布裹身，表示愿做霍梅尼的烈士；革命之后，掌权的教士垄断了烈士叙事，并将其挪用为政治意识形态，开始了无数的动员，最著名的案例便是两伊战争。

这场战争起于伊朗与伊拉克间的长年矛盾，最后导致了近百万人的牺牲。战火之下，伊朗政府建构了三层次的烈士话语，即与伊拉克的战斗是为守护国家、捍卫革命与保存什叶信仰，故人人都是烈士，日日皆为阿舒拉，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则接棒沙阿，担起“当代叶齐德”的身份，成了伊朗众人的讨伐目标。

当年的动员相当成功，伊朗可谓举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热中。彼时西方普遍认为战事将导致革命卫队撤出大城，进而令民间的反伊斯兰革命势力再起，最终推翻神权政府；没想到结果完全不如预期，绝大部份民众不仅团结一致，甚至加入政府筹组的民兵组织巴斯基（Basij），成为前线人海战术的一员，牺牲性命排除地雷、吸引敌方炮火。政府也趁此期间扫除了民间左翼、反战学生势力，令统治基础更加稳固。

而在爱国激情外，烈士政治也需要美学的土壤烘托化育，故在八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街头涌现了无数烈士壁画。这些作品由伊朗革命卫队、烈士基金会、伊斯兰指导部、库姆神学院宣传办公室等单位直接赞助，后者甚至规范了一套完整的绘画范式，要求画家务必遵照，以准确表现烈士精神。

壁画的用意，在于向民众传递此一讯息：烈士们的肉体已经消亡，但精神将永远存在。此一现象，既象征烈士叙事对战争记忆的宰制，也意味着神权政府对符号的完全掌控。

故这些年来，除了两伊战争的阵亡军民外，凡是政府意欲标举的“爱国亡者”，便会以烈士之姿出现在建筑墙面上，例如对发展核技术有功的已故科学家、命丧恐袭的记者与官员，甚至是策划暗杀总统萨达特（Anwar Sadat）的埃及军官哈立德·伊斯兰巴里（Khaled Eslamboli）等。苏莱曼尼也不例外，自其身故起，伊朗政府便委托艺术家为其绘制纪念海报与壁画，并聚焦在其与侯赛因相会的场景上，通过互联网广为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