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神权政府其实对此并非毫无意识。自1979年革命以来，其能在西方无数次的预言、诅咒、攻讦中屹立不倒，靠的不仅仅是石油与革命卫队，更有对国家记忆的编写，意即将“伊斯兰的生活形式”化育为新代伊朗思维，简化过去、消除了历史的辩证性，创造出一种强大的国家神话，将宣传工作、伊斯兰元素、对殉国者的追念巧妙地合拼，成立了烈士政治的话语。

这种叙述性胜利遇上两伊战争后，仿佛国家主旋律遇上流行元素，两者的效用皆被放大数倍。无情战火为烈士政治提供了无数的素材，此后国家便竭尽全力要保持国民的战争记忆，好巩固精英的统治力量。

面对现下青年的“敬意衰退”，神权政府冀望能再有像两伊战争那般的流行元素，却遍寻不得，苏莱曼尼遇刺可谓是近年罕见的天赐良机，故政府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与送葬活动，然而这些努力在革命卫队承认误击客机后，便被愤怒的群众抛诸脑后。如今政府再拾此事大作国际文章，为的便是团结疫后民心，但民众是否买单，尚要视情况发展而定。

对伊朗政府而言，烈士政治是把多面刃，既受两伊战争灌溉，也反哺了战火，令人民为国家前仆后继；既动员了无数群众，也反噬了己身根基，令中产阶级的“个人意识”崛起。

如今伊朗国内经济凋敝，民心思变，神权政府若无法主动在烈士政治上寻得与青年中产的共鸣，则崩解的裂缝将不断加大，届时或恐等不到下一个苏莱曼尼，而是等来一场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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