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近年一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示威，却让上述几种革命现代性意外驳杂，使得平日里对宗教相对冷漠的中产青年们，运用了什叶派的烈士叙事来反政府，其便是2009年的绿色运动。
2009年，德黑兰，示威群众聚集在维里阿瑟广场（图/维基百科）
当民间与国家竞争宗教话语
绿色运动起于民众对选举舞弊的不满，在当时西方满怀期望的凝视下，又被称作“绿色革命”、“波斯之春”，以符合颜色革命与民主化的想象框架。然而若由伊朗本土视角观之，在这场骚乱中，许多青年重复的，皆是1979年革命、乃至两伊战争的烈士范式，只是此次的叶齐德是神权政府，烈士则是死于枪下的牺牲者。
综观当年街头，象征伊斯兰与侯赛因的绿色成了示威主题色，许多平日不怎么关心宗教的青年，此刻都包上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绿色头巾，举出绿色旗帜、横幅，甚至画上绿色眼影、指甲油，接着爬上高处大呼“真主至大”（Allahu Akbar）、“独裁者下台”等，1979年时，示威者的口号是“独立、自由、伊斯兰共和国”，这次则换成了“独立、自由、伊朗共和国”。
在革命卫队与巴斯基的枪口下，这场运动最后烟消云散，但示威者们在城市多处留下了绿色标语及涂鸦，让巴斯基清理时疲于奔命，其中有不少是1979年革命时出现的绿色手印与血手印，手印五指分别代表了先知穆罕默德、先知之女法蒂玛、先知女婿阿里、阿里之子哈桑，以及阿里另一子、同时也是烈士政治的核心符码：侯赛因。而命丧枪口的女示威者内达·阿格哈·索尔坦（Neda Agha-Soltan），则被反政府阵营封为烈士。
对中产青年而言，在这场运动中，其传递了心中最深层的愤怒：反对国家垄断宗教话语，不论是对烈士的形象塑造，抑或是对宗教象征主义的运用，并以此向大众争取政治合法性。
在许多伊朗青年看来，信仰的实践应当个人化，而非由国家以集体主义的形式灌输，故其反对政府禁酒与强制包头巾，对烈士政治的回应也充斥着类似情绪，认为这种场面庸俗又牵强。但许多人并非真对烈士的贡献全然麻木，而是厌恶国家系统性地广设烈士壁画与符码，连地铁站与街角都不放过。
对许多青年而言，国家的宗教戒律已与政治权术工具无异，虽说其对自由民主的想象往往有过度浪漫的倾向，但这些人毕竟没有参与1979年的革命，就连对两伊战争的记忆也是从教育得来，与上一代相比，自然难有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