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和西式政治机制的安排，会让比较有煽动性的政客获得更大的机会。有的候选人，虽然有很大的缺陷，但党派还是会看重他对选民的吸引力，把他推到前台来，先拿下选举再说。韩国自然也存在这样的趋势。
另外，韩国的政治群体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原来我们说的“386”群体（观察者网注：“386世代”一词在1990年代出现时，指在1960年代出生，1980年代成长的30多岁人士），已经到了60多岁，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核心。
登上舞台中央的是更为年轻的群体，他们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变得更大，而他们选人的标准跟过去我们所理解的不大一样，例如现在很多西方国家的政党、政府中出现了80后的领导人。
根据非好感度来选人，对韩国来说，本届是最突出的一次。至于它是逐渐固化成这样的形态，还是在一定条件下出现的，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观察者网：经过长期的西式选举制度的熏陶，有些选民可能也会对整套机制有新的看法。比如，选民吐槽医疗私有化只是候选人说说而已，不会真的实行，因此不影响他选择尹锡悦。
我们以前分析西方选举制度时，经常批评候选人开空头支票，骗取民众的选票，但实际上，许多选民是不是也早已领悟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路径去改变，而形成了赌某项政策不会实行的消极对策？
董向荣：实际上几乎所有的选举，选前的承诺在实现上，都是要打很大折扣的。不仅是韩国，还又其他采用西式选举的国家都是这样。一届政府，即便在它上台以后，有百分百的意愿将竞选承诺付诸实施，但实施过程与结果会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远远低于选民的期待。
其实也有点像我们每个人，年初制定计划到年底的时候，回顾一看，要腰包鼓鼓、肚皮扁扁的目标，根本就没有实现，甚至结果是完全相反的。
执政前的承诺，和执政时遇到的问题，在很多方面可能不太一样。这里面既有主观“骗取”选票的因素，也有客观上对问题认识不足、实际阻力超出预期等因素。
所以选民在选择的时候，往往只是看一个大方向或者态度。比如说，他是保守派的候选人，有亲美等等态度和自己比较吻合，你就认为他的政策会比较符合自己的利益。
再比如，韩国保守派候选人对企业比较友好，他可能更侧重经济增长，这个观点跟你的态度比较吻合，所以你就选择他。至于具体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都要打很大的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