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犯错的代价非常高。高估盟友或低估对手的实力，可能导致决策者发动冒险的、损失惨重的军事干预。如果他们能获得更准确的信息，本可以避免如此下场。此类误判也可能令决策者找到理由延长本没有成功希望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缺少当地民意支持经常是导致美国军事行动失败的重要原因。1994年美国出兵海地时，决策者错误地将海地民众对推翻军政府的迫切渴望，当做对美国支持的民主政府的认同。类似的，在2003年以后的伊拉克，五角大楼对伊拉克民众热心政治转型做出了天真的评估，导致美军对随后涌现的武装分子叛乱措手不及。
第三方势力插手捣乱的能量，同样会令美国决策者大吃一惊。外国民兵组织，周边大国或其它形式的对手，曾多次打乱美国罗列的完美计划。1950年，美国决策者未能预料到中国出兵朝鲜。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美国又重复当年的错误，对伊朗民兵势力在伊拉克的快速扩张始料不及。这两起案例中，华盛顿没能考虑到本可以预见的第三方势力下场，付出了巨大代价。
可能性的力量
军事干涉行动是对美国来说最好或唯一的选择，这样的条件总会存在。但决策者必须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对一场危机或潜在威胁的最好应对方式，是完全不要采取军事手段，仅仅依靠外交或制裁——甚至是学会接受威胁升高的现实。
军事干涉能否迅速、充分地扭转当地权力平衡，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友实现既定目标？在没有事先回答好这一问题之前，美国永远都不应该匆忙决定出兵。如果答案是“不能”或者“说不定”，那么决策者有理由更倾向于非军事选项。对于大规模干涉的提议，决策者尤其应该谨慎清醒，并警惕那些过于宏大冒进的目标清单。
通常来说，这类清单混淆了关键目标与“看上去很美好、应该实现”的目标之区别。比如，自美国2001年入侵阿富汗之后，最开始被明确定义的“反对恐怖主义”目标，被更宏大的“国家建设”工程所混淆，后者将一种心愿与理念代入进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目标当中，尽管这并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决策者不应该致力于扩大军事干涉的规模或时长以囊括更宏伟的目标。决策者应该操心的是这些目标是否具备可行性。
此外，决策者必须对当地环境有充分了解，以事先评估军事干涉选项的成功率。为了确保获得必要信息，情报机构在分析与汇报过程中，应该优先考虑并放大了解情况的专家的不同意见——包括那些愿意提供真实看法，尽管其身份或主张可能在华盛顿不受欢迎的人。这类人物的意见，往往会更为准确地反映当地政治局势与变量，美国军事干涉行动面临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