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专家应该与华盛顿的情报与国防单位负责人合作，甄别第三方势力是否有实力、兴趣或意图插手美军的干涉计划，以及可能导致他们插手的客观条件。比方说，如果中国大陆意图发起统一台湾的行动，朝鲜或俄罗斯也许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而美国面对的挑战在于，分析这两国会在何时、以怎样的形式插手。严肃对待别国政治领导人划定的红线，是美国规划任何军事干涉行动的关键之一。

最后，决策者在评估美国对手与盟友军事实力的方面，需要更细致、及时的信息，但美国情报机构经常表现的不尽如人意。比如，在俄罗斯2022年进攻乌克兰前夕，美国政府高估了俄军的实力、低估了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结果，美国决策者一度预计俄罗斯将快速取胜，并开始准备应对这一结果。

对情报机构来说，获取对手与盟友军事实力的更可靠情报必须成为优先任务。情报分析师不仅仅要能计算坦克、战舰与军机的数量；他们还要考虑到对象国的社会经济情况，与军事实力息息相关的工业产能基础，政治与战略文化，以及应对持久战的决心等等复杂因素。

未来美国依然有可能发起军事干预行动，但它们不需要是代价高昂的失败。为了采取更有效的政策，华盛顿必须重新审视对军事干预行动的看法：它不应该是一柄视所有问题为钉子的铁锤，而应该是一件特别定制的工具，应十分谨慎地、在有限的条件下使用。

（本文于3月30日发表在《外交事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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