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亲自兼任外交部长达9年之久，在之后26年任总理期间，外交工作始终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导，而且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去亲自践行的。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二战之后第一次没有西方强国出席，发展中国家、新独立的国家的一次会议。那次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万隆会议，对于打破新中国刚刚成立，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广交朋友，打开外交局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率团参加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因为二战结束之后，西方的势力还是很强大，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也是存在的，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就把原来准备好的发言稿，散发给各个代表团，同时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自己亲手起草了一份发言稿。著名的“求同存异”就是在这个讲话中间提出来的，他特别提到，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不是来立异的。
通过他这个演讲，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中国，对中国的质疑也做了引导，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国，使会议又重新走上了正轨。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1963年底到1964年2月份，周总理到非洲十国和欧洲四个国家，这一次性地访问了十四个国家，也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非常重大的里程碑性的活动。
这个访问有几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准备去访问的加纳发生了政变，恩克鲁玛总统也受了伤，那个时候他不能再出来，躲在一个城堡里。这个时候要不要去访问？代表团里意见不一致，觉得这很危险，中国传统讲究危邦不入，但是周恩来总理说，在别人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朋友，我们还是应该去访问他。可以改变礼宾方式，对方的总统可以不来迎接，而是我们到他的城堡里跟他会谈、会见。
这一次特殊情况下的访问，确实是给对方产生了很大的感触。非洲世界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这对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访问期间，本来两个没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一个是突尼斯，一个是埃塞俄比亚，也临时邀请周恩来总理去访问。通过深入的交谈之后，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也很快就建交。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非洲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次访问的很多阿拉伯、非洲国家都是这个共同提案的参与国。
2005年，我在埃及当大使的时候，埃及的外交部长盖特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在非洲，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留下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举个例子，我当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周总理来访问的时候，我仅仅是在路边欢迎人群中间，看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风采，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他的风采对我有几十年的影响。因此说周恩来总理在非洲的影响力现在仍然是中国在非洲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记得我参加工作不久，曾听到老一辈外交家称周恩来总理为“中国外交之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自己的外交经历，我对这一称谓有了更深的领悟，也觉得名副其实。